中国文化有强烈的遗忘症

发布刊物:《东方早报》,2008年7月28日
发表时间:2008-07-28

  中国不应肤浅地学习西方

 

  东方早报:法国新浪潮时期导演路易·马勒曾经拍过一些美国移民的纪录片,其中他发现印度的移民继续保持他们的信仰,您觉得为什么印裔美国人能保持相当长时间的文化色彩?

 

   杜维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印度的文化没有断根。中国文化确实断了。五四以后,中国最好的一批人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因为他没有断根,精神脊梁没有被打断,所 以他有一种尊严,对文化的尊严和对文化的信仰。在印度,比如说甘地的出现,他的泥土性是非常强的。尼赫鲁说过这种话,如果印度的文化和西方的文明有冲突的 话,我们的选择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会因为西方文化放弃印度文明。

 

  不过从西方角度来讲,中国又很了不起——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学习的文明。五四以后,我们就是向西方,真诚地学习。开始是德国、法国、英国这些国家,现在到了美国。我们还处于学习的过程。一个是向西方学习,一个是向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

 

  中国的根,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你看现在——第一个有强烈的遗忘症,再来是主动去忘却,还有就是健忘。在中国,健忘、遗忘、忘却同时进行。

 

  东方早报:能解释一下健忘、遗忘、忘却么?

 

  杜维明:这很简单,你看北大的历史,开始建的北大,即使五四时期的北大,和国民党时期的北大,建国初期的北大,“文革”的北大,和今天的北大——这中间当然地方在变,其实指导这个大学的基本的理念,基本的价值也在变。

 

   你看美国的大学,甚至日本的大学,如果有几百年的历史,沉积性就会非常强。美国很年轻,但是这三百年的记忆却很厚。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好几千年了,但 是短期记忆非常薄弱。我觉得向西方学习,最好是更深入的学习,而不是肤浅地学表面现象,这不光是理智上的了解,而且心知其意,真正学到核心价值。不是工具 性,拿来就用,马上就希望得到效果。

 

  其实中国的老传统是很丰富的,儒家的传统就不是简单的礼,而是牵涉到很多英美的习惯法,很多习惯法都在儒家里有很深刻的体现。

 

  铸造文化认同是共业

 

  东方早报:您曾经批判过大陆的文史哲方面知识分子精英太少?

 

   杜维明:不是精英太少,而是精英的压力太大,很难起到作用。“文革”以后,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条件太苦,薪水低,有的一家六口人住个小房子,这 些现在都得到改变。现在因为大家职业性很强,知识分子很难在特殊范围之外,关切更大的社会问题。现在知识界的压力太多,现在特别是量化指标太厉害,很难发 起更大的作用。现在企业界也出现了一些企业家开始学习传统文化。一些企业家成功后,不一定受到尊重。他们希望改变。

 

  东方早报:您如何看待全球化的影响?

 

  杜维明:现在社会的最大变化是全球化的出现。全球化有一个特色,就是你的文化就是我的文化,我的文化就是你的文化,出现了文化的杂交现象。最重要的杂交文化的例子就是年轻人,所以日本有新人类的出现。

 

   全球化的特色是每个人的选择余地更大,但每个人对自己根源的东西不愿意放弃。不是说我讲了英文,就不讲中文。可能英文的力量很大,我对中文感受却更深。 西班牙语在美国的广泛运用,缘于根源性越来越强。在这个背景之下,这不仅是文明的对话,而是现代和过去的对话。很可能有一批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理 解。

 

  在多元多样的情况下,如何找出策略。我觉得中国社会中现在出现的社会力,如果横向沟通频繁,这样会促进社会力——我觉得从1985年到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这样会有慢慢的改变。

 

  东方早报:您认为未来中国社会中,从长期看会只有家庭和政府两级吗?

 

  杜维明:改变是不可抗拒的,在中国传统中,在家庭和政府之间,空隙被填满。相当长时间,政府的力量特别大。在美国,政府只是社会力的一种。因为多元的倾向,(中国)民间社会未出现,而中国的发展使得市民社会出现的条件越来越具备。

 

  铸造文化认同,不可能从上到下,应该是知识分子的共同事业。

 

  奥运传递中国新形象

 

  东方早报:您如何看待奥运会对于中国发展的推动?

 

  杜维明:奥运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提升国际的形象和内部自信,确实会起很大的作用。196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韩国,都经历过。我们现在也在通过奥运来树立一个崭新的形象,这和中华民族新的文化认同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政治的力量也有,但是你后面带着的是什么样的文化信息?中国希望通过奥运把和平文化的信息带出来。这点是非常有意义的。

 

  东方早报:您觉得奥运会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来讲是什么位置?

 

  杜维明:当然希望通过奥运会来传递中国一个崭新的形象。北京因为奥运,整个市容都有很大的改变。

 

  奥运期间对于西方媒体的报道,应该有一颗平常心。我希望在真正平安奥运的基础上,能够全部开放报道。

 

  东方早报:世界哲学大会28日在韩国举行,您认为这次大会与往届有何不同?

 

  杜维明:世界哲学大会等于是哲学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第一次真正在亚洲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此前世界哲学大会从来没有离开欧洲。

 

  东方早报:韩国能够举行的原因是什么?

 

  杜维明:韩国在上一界哲学年会结束时向组织申请,希望下届在韩国举行。我认为韩国能够申请成功,是因为韩国哲学家的来源很多。很多哲学家在英美接受训练,所以韩国哲学界触及面比较广。

 

  东方早报:这次哲学大会的意义是什么?

 

  杜维明:韩国争取到两件事情有意义。第一,这次韩国争取到三个以前没有过的议题,一个是佛教哲学,一个是道家哲学,一个是儒家哲学。

 

   第二点我觉得更有意义。中文是此次大会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一般来讲哲学大会有三种语言,其中英文和法文为官方语言,到任何地方去开会,这个地方的语言 就也能作为官方语言。这次哲学大会可以用韩文作报告,但韩国特别争取了把中文作为官方语言。世界哲学学会接受了,所以这次有四个语言。

 

  我希望过5年或10年后世界哲学大会能在中国进行。

 

  韩国文化值得中国反思

 

  东方早报:韩国与中国一系列文化纷争,您如何看待?

 

  杜维明: 韩国常常在许多文化上与中国竞争,但是这次世界哲学大会他们争取中文作为大会语言,也认为他们属于更宽广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可以叫汉字文化圈或者筷子文化圈,包括越南、新加坡。虽然韩国已经废除了汉字,日本的汉字还在用。

 

  对于一些文化纷争,比如说孔子是韩国人,或者讲屈原,讲印刷术,这些(属于中国)是无可争论的。在韩国谈论这些事情的人都是极少数的人,非常边缘,哗众取宠。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申报端午祭的成功。这和整个韩国社会对端午的重视有密切的关系。不过韩国文化意蕴很深的东西,值得我们反思。第一个是中国对文化遗产的 重视情况到底怎么样,比如我们第一个成功的就是昆曲,那是花了很多的功夫,我们才把它弄活了。像昆曲《牡丹亭》常常去大学演出,白先勇花了很大的精力。

 

  东方早报:这需要政府推动还是民间的组织进行?

 

  杜维明:政府和民间都要配合。这是民族对自己文化的铸造,另外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就是打造民族品牌的问题。这后面需要很坚实的基础。我们在自然环境或者历史遗物上的品牌,多少都没有问题。但是无形的文化遗产,我们需要思考。

 

  韩国的这几次申请,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我们应该注重我们自身的文化积淀。中国民间无形的传统文化力量太薄弱。

 

  东方早报:您2006年曾经发表过观点,认为中国的儒学比韩国要弱。您现在还这么认为么?

 

  杜维明:是的,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你看韩国的1000元纸币,正面是韩国学者李退溪先生的图案, 背面是他建立的陶山书院的图案。这点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