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学知识分子的结构与功能

发布刊物:开放时代 Open Times 2000年03期
发表时间:2000-03-01

中国古代儒学知识分子的结构与功能

 

    〔内容提要)本文对。儒家知识分子在古代中国的结构与功能作了分析。作者提供了轴心时代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的现象学描述,即儒家文化价值的制度化,并提出对于这一事件历史进行评估的一种方法。目的在于从总体上理解中国政治文化.

 

    在公元前六世纪古典儒家人文主义的兴起,是轴心时代的一种体现,它意义深远地决定了中国文代的伦理—宗教取向,尽管由孔子(公元前551一479年)和其众多传人中的两位,孟子(前371一289)、荀子(前298一238),所倡导的思想模式只不过是秦统一中国(前221年)前普遍流行的几种知识思潮之一,但它却成为使模糊不清的“中国文化”概念得以明确的主要精神力量。


    冯友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儒家的运动,近来试图详细说明他对儒学的阐释。他注意到,儒学作为一个确实的文化存在,有助于激发中国人的自我意识。


    冯友兰的看法并无新颖之处,只不过肯定了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和其他新儒家人文主义者几十年来一贯坚持的意见。③不过,在李文森看来,他意欲重新审议儒学问题具有历史意义,因为这样就给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打开了一道门.可以用儒家术语来探索中国文化之根,而不用直面对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作用进行评估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这样一步步的发问是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儒学中国及其现代转型的彻底反思,但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已经对儒家现象进行大规模研究,视之为更加精确地理解中国文化形成的必要步骤。


    在新近复兴的儒家研究中,冯友兰的工作是打算彻底考查古代中国思想与社会的明确特征的集体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由一些最为睿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领导,如果不能导致对儒家中国及其现代转型的彻底反思,也必将导致对儒学内在逻辑、儒家人文主义在传统中国的作用、儒家伦理对当代中国的实用意义予以根本性的重新阐释。


    对儒家伦理与工业化东亚创业精神之间关系的兴趣日益高涨,并就韦伯的论点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所依据的理由不仅是儒家伦理特别适合中国,而且它作为现代化进程的解释模式普遍有效。作为展现了廿世纪多元主义世界观的复杂性的一条道路,对韦伯式现代性解释的儒家回应,也许会导致出一个有助于比较文明研究的新的概念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