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批判精神

发布刊物:杭州2012年5月
发表时间:2012-05-01

儒家的批判精神


        儒学是一门非常有意思的学问,从孔子开始,经由孟子等后人传承,到汉代董仲舒时被确立为统一思想,而后一直延续到现在。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孔子的儒家文化被不断地深入挖掘并且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今天选择“儒家的批判精神”作为落脚点来做演讲,是希望我们关于儒家传统的这一序列,以它的批判精神,以它的创立,以它的历史的意思,以它对未来的展望,以它的人文精神,面对21世纪,不仅成为塑造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也能为在世界各地重新思考“何为人”这样一个大问题提供一个参照,并不断为中国、为世界迸发出新的时代意义。


理性入世中渗透出批判精神



        在儒学里面,“入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孔子这样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不愿意和动物在一起,我就是人中间的一个人,如果我不和人交朋友,我和什么人交朋友,我不和人作为伴侣,我和什么做伴侣,意思就是说他不要离开这个世界。既然孔子要入世,那他必须和现实政治,和社会政治各方面有不可牵连的关系,就是说孔子是拼命想要做官,到处游说一些当地有权有势的人,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官位来发展他的道德理想,可是一次一次地失败了,最后没办法回到家里面著书立说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学术家。另外他还讲“学而优则仕”,所以当官,进入政治就和儒家理念结了不解之缘。我认为这是最大的误读,也是最大的问题,如果再露骨一点说对孔子是最大的屈辱。儒学里面有谈到关于政的问题。孔子的政,是一种强烈的道德感受转化的事情。我们今天讲的政是两个力量,一个是钱,一个是权,没有钱没有权就没有政。孔子那个时候却坚持了真正的“政”,即道德理念,和钱权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如果严格的说,这个理想其实是孔子设立的一套做人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和当时用钱和权来控制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完全矛盾冲突的,如果我们认为孔子放弃自己的游戏规则,接受钱和权,向各种不同的权势叩头、贿赂,讲赞美的话,则是对孔子很大的曲解、误解。他要改变的是游戏规则,所以他一定失败,失败是他的选择。于是后来的汉代大儒们认为,不是孔子没有办法符合这个社会,得到官位来发展他的道,而是这个时代背弃了他。这通过孔子开始就表现出的批判和抗议精神,即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对现实政治的抗议中可以看到。尤其是到了孟子,“民为贵,社狸次之,君为轻”,这种批判愈发更加理想了。这使得后来的儒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传统,就是任何批评我的人,在某一方面讲就是我的老师,而不管他怎么责骂我,因为他使我能够变得更好。


儒家精神体现的是人的发展和不同价值的交织



        人格的发展一定要自由,要创造,有相应的差异,和就是不同,和的必要条件绝对是异,和的对立面就是同。没有各种不同的佐料,就不能够有好的烹调,没有各种颜色就不能画画,没有各种的器乐就不能有很好的音乐。所以儒家所体现的人的发展是一个复杂体系,是各种不同的价值的如何交织。孟子和齐宣王讲,“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如果领导者对下属,就像对自己的手和足一样亲近,那么下属对他就好像对自己的心和腹一样;“君之视臣为犬马,臣则视君为国人”,如果领导者把臣当作工具,那这些被当工具的人对他就是一个陌生的人。



        在儒家传统里面,对老百姓几乎没有道德说教,不会要求做这做那,而是要老百姓能够生活下去,让他富裕,然后再教,他不富裕你没有资格教。所以说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能活下去本身就体现着一种尊严。事实上,儒家要教的是所谓的社会精英,越有权、越有势、越有影响力、越能掌握资源的人越应对社会负责。孟子所提的儒学中,常常针对的便是这些社会精英,所以才有了“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人民是最尊贵的。


儒家批判精神在朝代的更迭中延续


        批判精神是儒家的基本精神,这是毫无疑问。这个传统,从先秦孔子到孟子,荀子,再到董仲舒。中国繁盛时期的唐代,儒家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尤其表现在经学和政治哲学上。贞观政要是广为人知的,唐太宗之所以伟大,在于他有一批大臣,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段,更有老臣魏征。魏征脾气倔强,常常责怪唐太宗。有一次唐太宗对皇后抱怨被魏征当面屈辱,说要好好的整治他。皇后则穿起正装恭贺圣上,皇后言说“君明臣直,只有君有真正的洞见,臣才能直,如果君是昏君,那臣就屈了。”可以说,儒家的批评精神在大唐时期比比皆是。



        到了宋代,王安石、司马光则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但此时的司马光已经不太了解孟子的精神,所以有了司马光的《疑孟》,说孟子这个人太傲慢了。明代时期,明太祖力量强大起来后,读《孟子》非常不高兴,表示不仅要删掉,还要把孟子逐出文庙。结果这个话刚刚讲了不久,第二天便有一位大臣带了棺材来,说你要把孟子逐出文庙,我就撞柱子死在你面前。明太祖有点惊讶,说何必如此,他说为孟子死是我的光荣。到晚明时期,观念里把公、私、官作了区分。为什么要分开呢?朝廷是公,老百姓是私,当朝廷变成一个私欲集团,这个朝廷就私有化了,这时公益便不在朝廷,而是在民间了。于是才有了东林讲学,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黄宗羲后来便有观点提到,朝廷里面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一些私欲横流的人。

 

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与法制意识



        关于儒家传统与现代的民主与法制,这是个比较严肃的大问题。儒家传统里有一个“道”,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仁义礼智信。从学的角度来看,儒家是作为经学的传统,在这方面马一浮作了最了不起的贡献,他有着对儒家经学的深刻了解。儒家基本上讲的是经世济人,这就牵涉到五四以来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建构民主。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能说造一个制度大家就变得民主。丘吉尔讲过一句话,说民主是极糟的制度,但是其他制度比它更遭,所以我们选择了民主制度。



        现在看来民主有两个模式,一个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模式,就是选举和多党。另一个则是大家谈的比较多的,叫公共理性、公共伦理。杭州市十分支持关于公共理性与对话伦理的计划,这很难得。特别在公共理性当中,学术界、知识界提出的问题,政府有真正的回应,使这些理性的、负责任的讨论,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这样的民主化一方面保存它的品质,又使得政府有责任伦理。动机伦理跟责任伦理最大的不同在于,动机伦理是我的动机是纯正的,即使做坏了,动机本身是有价值的。动机伦理用在政治上不行,一个很好的人推动非常荒谬的政策大家都倒霉,一个极坏的人有一个好的政策则大家都得利。儒家传统里面有非常多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仅是修身哲学,还有儒家的官制等。在启蒙时代,西方的大思想家伏尔泰都学儒家的官制,英国的文官制度就是来自中国。所以,儒家传统与现代的民主法制,都是有着较为深的渊源的,而且是可以从中借鉴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