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第三期应是基于本土、面向世界的 当代中国需要自我更新的儒学

发布刊物:人民论坛 2014年09期
发表时间:2014-03-20

儒学第三期应是基于本土、面向世界的 当代中国需要自我更新的儒学

 

近代以来,长期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陷入了困境。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强势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不断全面而深入地进入中国,而其中西方思潮对儒家思想的冲击,也一步步加深,并大肆摧残固有的文化资源,这是儒学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儒学并没有就此沉沦为游魂,或甘于被弃置入博物馆中。一代代有智慧、有担当的儒家学者对儒学进行了理论创新,使得儒学得以“一阳来复”,“灵根再植”。事实上,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历劫不死,并练就金刚不坏体,乃至凤凰涅桑,与它自身的特质息息相关。在我看来,儒学是跨时代、跨文化、多学科、分层次、没有教条的,这些特质使它具有了普遍性和永恒价值。

 

儒学第三期应当对西方文明、启蒙心态作出回应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开、放远的话,可以发现,凡是社会、政治等各方面比较好的华人世界,对儒家的评价都是正面的;相反,社会、政治风气不好的地方,儒家的形象都是糟糕的。这表明,儒家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消极意义,所以我想21世纪的中国,仍然离不开儒家思想。当然,21世纪中国所需要的儒家思想,也应是进行了自我更新的儒学,这就是我一直在倡导的“儒学第三期”。儒学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域文化、地方知识发端,经历了从先秦到汉代数百年的发展,逐渐超越地域的限制,成为中原文明的核心、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第二期则从中国文化发展到东亚文明,这就是宋明儒学、尤其是朱子学、阳明学在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传播与发展,可以说,儒学在第二期已不仅是中国的,还是整个东亚的。而接下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则是要面向整个世界的,儒学要真正成长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local knowledge)。而这就要看儒学能否对整个西方文明、尤其是从启蒙以来的“启蒙心态”作出回应,并进而能否给人类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可见,儒学第三期应是基于本土、面向世界的。

 

儒学如何解决当代中国问题:学习、对话、和谐

 

    而就当代中国自身来说,儒学应能对当代中国一些问题的解决和未来优良中国的塑造有意义、起作用。事实上,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因为正是在儒学的影响下,传统的中华文明成为了一种学习的文明、对话的文明与和谐的文明。我想这三点也正是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所在。

    首先,我们应当摆脱西方工具理性带给我们的恶劣影响,恢复中华文明本有的学习精神。儒家所讲的学习,一方面不只是知识技术的学习,而是一个整体的学习理念,即学做人;另一方面,这个学做人的学习不具有完成时,它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每个人都处在自我人格完善的过程中。对此,我提出了“体知”的理念,“体知”用英文说就是embodied knowing,是经由身体来认知,这种认知包含了宋明儒者的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同时也具有知行合一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西方的理性认知。“体”这个字在中文里面有很深刻的含义,比如体验、体察、体证,它是一个复杂的认知体系,需要包括人的心、灵、神,这是很难的一种认知,但却是绝对必要而且紧迫的一种认知。

    其次,我们应当重拾儒家思想中对话的智慧,以对话来处理问题。当前,中国人的气很足,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戾气,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如何解决它,就需要对话的智慧。儒家就充满了对话的智慧,无论是《论语》《孟子》,还是后来的《朱子语类》《传习录》,都是在对话中完成的。因此我一直将儒家伦理视作一种对话的伦理,一种充分体现对话精神的伦理。事实上,对话意味着双方相互之间是有差异但平等的主体,所以对话是互相容忍的,是互相承认的,是互相尊重的,一定是交互的,不是强迫的。通过习得对话的智慧,我们可以学会人与人如何相处、团体与团体如何相处、民族与民族如何相处、宗教与宗教如何相处、国家与国家如何相处、文明与文明如何相处。

最后,我们应当将和谐作为准则与目标,达到人自己的身心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儒家有一个核心价值一一礼,礼的深意在于和,而和的背后体现了儒家对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内在价值的肯定。儒家认为世界的存有是连续的,因而我们不能抛弃掉日常生活,去追求一个外在的更高真理,儒家更认可的是,最高的价值和意义就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这就使得儒家特别强调“和而不同”,因为这是对日常生活世界中差异与多元的尊重。换句话说,儒家不落在一个极端,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所以,我们在欲望之外,需要心灵;在理性之外,需要同情;在自由之外,需要正义;在权利之外,需要责任;在法治之外,需要礼让;在个人之外,需要社群;在人类之外,需要自然。

 

儒家士君子的担当意识是民族的希望

 

    显然,如果儒家思想能在以上三个方而发挥出它的作用,那么,一个富足而有礼、强大而安定、繁荣而和谐的中国,将是可以期待的。而要使儒学在以上三个方面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每个人自觉的担当意识。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仅需要精英阶层、思想者的担当,也需要每个公民、每个个体的担当。只有每个人都具有儒家士君子的担当意识,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我们的民族才能上进、我们的国家才有未来。这并不是将过重的负担赋予每个个体,而恰恰是对每个个体的充分肯定,儒家讲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也正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无可推卸的“天命”。  (作者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教授;文字整理: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