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学的人论”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发布刊物:《国际儒学研究》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发表时间:1998-01-01

Abstract:Mr Weiming Du pointed out that the participants delved into the traditional particularity of the Confucianism,the Confucianists were how to initiate the theory of human rights,the benign movement each other between the spirit of Confucianism hu- manism and the ideas of human rights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etc from different angles,and this is of great immediate significance.


    两天来国内外的学者围绕着儒学的人论,针对人的尊严、人权和人的责任一共发表了二十五篇论文。这二十五篇论文的议题可分为三大类,第一个大类就是关于儒学传统的特质的讨论,这是关于儒学的性格、内在逻辑和基本价值取向的讨论,特别是在历史文化的语境中来考虑这一大课题。这一大类讨论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问题意识与人权有密切关系,这种问题意识导致了对儒学传统特性的分殊。例如姜广辉所说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基因问题,这一问题一直追溯到远古的传说时代,是会议论文中最长的一篇,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考虑的议题。张践提出了儒家的宗教性问题,也是从儒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来考察儒学。王晓毅提出儒家的本质是在实际的历史脉络中满足不朽的终极关怀,也是一个重要的侧面。赵敦华是从本质思维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认为中国的本质思维比较依托于历史和政治,和西方从原初形态来讨论问题具有很大的不同。王中江讲了德治和力治的问题。周桂钿讲了礼乐刑罚的统一。陈天恩认为突出法治的价值不必扬弃人治,认为我们必须走法治的路线,但是孔子所提出的许多具有价值的人治思想仍有现实意义。这些论说为儒家的人论提供了资源,也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详加分类的课题。人权、人的尊严、人的责任问题,在这一背景下面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第二个大类的议题是从儒家的传统立论考虑面对来自西方的人权论说,儒家能否通过转化西方的人权说,开创出中国自己的人权说:考虑在文化资源,理论根据和具体实践方面,儒家所遇到的困境是什么?陈来认为儒学具有它的开放性,即使儒学传统的内部缺乏关于人权的文化资源,仍然有接受人权观和发展出人权理论的可能性,这当然关系到对儒家内在文化资源如何理解的复杂课题。陈祖为特别强调儒家的人文精神及其社会实践和人权论说是否具有重叠共识的可能性。萨尼·突维斯 (Sumner Twiss)的论文十分难得,他用资料说明了张彭春先生在杜威影响下,将他的儒家理念体现在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中。埃瑞娜·希鲁姆(Irene Bloom)提出能否通过一个具体的普遍形式来发展具有儒家特色的人权观念,比如孟子的理念和人权观念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从他对人的理解中仍能开发出一些关于人权的论说,这是一种从具体通向普遍的方法。孔繁认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人权观念借用了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料,因此康有为、梁启超及孙中山都和孔子、孟子的思想有一脉相承的联系。梁治平从德治能否转成法治这一角度来考虑问题,引用了费孝通和梁漱溟的研究成果,说明了儒家在现代遭遇的困境,现代社会也为儒家具有特色的人权观念和扎根于礼乐教化的人际关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何怀宏讨论平等观念,对中西平等观作出分疏,也强调了中西汇通的可能。朱荣贵认为胡适深受儒家人文思想影响;他的容忍观念和人权意识有密切关系。蒙培元提出儒家的思想在面对自然方面似乎其资源和佛家、道家相比有所缺失,但仍有可能发展出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权利思想包括动植物权、自然权。


    第三个大类的论域是从比较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研讨问题,一方面对儒学作同情的理解,另一方面对儒学作批判的评价,以了解儒学传统与现代人权观念互动的可能。狄百瑞论述了现代的亚洲价值和人权的关系问题,他特别指出儒家学说中有个人尊严,他认为儒家的人格主义,而不是儒家的个人主义,一方面在转向现代人权观念的任务上有很大困难,另一方面又具有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内在价值。如果我们从人类社群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些价值仍有充分体现的可能。史蒂文·安格尔 (Stephen Angle)讨论了戴震提出的人欲观念和人权理念如何结合的问题,这里最大的困境是:即使是高一涵仍然有一种整体和谐的观念,这种价值取向和西方把人权观念建立在怀疑主义和独立的个人主义之上仍有很大冲突。乔治·波尔(Gregor Pall)提出了一种警告,即如果过分强调文化认同的问题,就可能导致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从这个角度看。一种崭新的人权论说在文化中国较难开发,但他对儒学是否会导致这一困境有所保留。郭颖颐指出儒家强调做人,在这一方面有许多重要价值,但是西方人权观和科学传统有密切关系,儒家要想从其中发展人权学论说有一定的困难。不过,假如这些价值能够继续发展,而又和人权学说不相冲突的话,那么在许多地方儒家伦理会对现代社会起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个复杂的辩证关系。迈尔·高德曼(Merle Goldman)讲中国知识分子和儒家传统的关系,他认为儒家思想的最大缺失是:假如当政者对个人权益持否定态度,知识分子就无能为力了。在这些论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亨利·罗斯蒙(Henry Rose- mont)认为可以从儒家的人文主义和儒家的基本理念出发对现代西方以权利为中心的价值进行批评,他认为儒家可以发展出一种非自由主义的民主观,这在现代的西方世界引起广泛讨论。慈继伟认为,“正当性”的观念没有办法得到充分开展,而“正当性”被“善”这一观念所消融,这是儒家道德伦理的特色,但是这一特色使儒家发展人权思想极为困难。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就是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我们以前常常把现代和传统分开,中国要想现代化,那么就一定要学习西方的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其中人权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把现代和传统分开,而是认为现代性的出现和传统不可分割,任何传统都可或多或少地塑造其现代形式的话,那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儒家传统能否面对西方人权学说提出的尖锐课题做出创造性的回应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儒学能够成为综合创新的一例,那么它对人权的问题如何处理,这也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课题。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以西方马首是瞻的现代化将来能不能有不同的文化形式的课题。事实上现在好像已经出现了具有东亚特色的现代性。


    我们可以进一步断言现代化已经走向了多元化的局面。北美和西欧的学者目前已开始讨论多元的现代性的问题。我们如何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反思,我认为除了经济资本以外,还应注意发展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理念的产生需要沟通理性,需要民间社会的发展,这和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是不冲突的,但现在过于强调经济资本的发展而忽略社会资本的发展,如此发展下去将来要碰到困难。现在都注重发展科技,而不重培养文史哲学的人文人才,这种倾向是危险的。狄百瑞先生问:大学课程中儒家经典的阅读占多少比重?如果很少的话,儒家的传统如何继承,长此以往会造成知识精英心理的畸型。除了发展认知能力的智商以外,也应发展道德理性,这就是伦理的问题,这一问题同人权论说的发展和儒学教育能否在大学中开展都有关系。除了物质条件以外,还必须注意精神价值的问题。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能否从儒家的人文精神出发,对现代西方的启蒙心态进行反思。很多人都认为这不仅不可能,而且时机不成熟,他们认为从现代中国的发展来看,应当突出自由主义、突出人权、突出民主这些价值,但是,从全球视野来看,儒家传统能够提供一些资源,让我们能够对西方启蒙思潮——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进行一个深刻的反思,这个反思的目的不是要把儒家的人文精神和西方的启蒙思想变成对立面,而是使儒家传统与启蒙思想通过同情的理解进行对话。如果从人的尊严的建立这个角度来看,人权是一个最低的要求,一个社会若是没有人权观念或人权观念不能普及,维持这样一个社会是很困难的。如果西方的人权说能对儒家因政治化而造成的偏差做一些纠正或批判,那么这种人权论说就有它的价值。另外正因为它是最低的要求,我们不可能从人权本身开拓出道德的价值理念。在儒家的传统里有关伦理学的课题,确有很丰富的资源。我认为西方的人权观念和儒家的人文精神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这两者之间能架起一座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