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间对话的最新路径与具体行动

发布刊物:开放时代2007年第1期
发表时间:2007-01-01

编 者 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全球化运动,并没有创造一个平和安定的世界,各种各样的冲突对抗遍布人类社会,族群冲突、国家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取代" 冷战",构成新的人类困境。

 

如何面对人类的共同生活?这个严峻的反思已经刻不容缓!加强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文明对话",是因应人类困境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选择。联合国决定把 2001 年命名为" 文明对话年",成立了文明对话核心小组,并着手起草报告。初稿面世后,核心小组的成员,如孔汉思、许通美及怀瑟克对报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安 南的代表基安尼·皮科( Gianni Picco)专程到哈佛,听取杜维明教授的意见,并邀请杜教授执笔撰写" 核心小组"向联合国大会提供的报告中最关键的一章": 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报告于 2001 年 11 月 7 日提交联合国大会。经过联合国的推动,以及学者、宗教领袖和政治家的积极努力,不同文明必须进行对话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

 

为了进一步推动" 文明对话"的深入开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德国的崴尔德( Wrede)先生邀请杜维明教授前往巴黎,于 2004 年 10 月 13 日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的五十八位成员进行了从早晨十点到下午一点的对话。对话分几个阶段,先由杜教授作 20 分钟的主题发言,接着由六、七位代表各作 3分钟的提问,再由杜教授作出简短的回应。以下的中文记录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英文文本( 亦包括少数其他语言的英译)润色而成。


文明间对话的最新路径与具体行动

 

主席

忆及 169EX/4.2 决议,其中的第二段指出": 一场由国际知名人士领导的就教科文组织特别关注的议题展开的主题辩论会,将在第二届执行局二年任期内第一年的执行局会议期间召开,也就是在联合国大会的二 次会议之间召开。"他说,本次辩论会有关" 文明间对话的最新路径与具体行动",秘书处已经准备好了 170EX/INF.5 号文件,并散发给大家。他感到非常荣幸的是,杜维明教授答应就这一话题向执行局发言。他说,杜维明先生是哈佛大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以及中国儒家思想研究的著名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中国浙江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名誉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被科菲·安南任命为"知名人士小组"成员并起草一份报告,该报告已经出版,题目是" 跨越分歧:文明间对话"。主席先生以哲学家汉斯·乔治·加达默尔的话宣布辩论会开始":任何参与对话者都必须愿意接受一个事实,即对话的另一方可能是正确的。"

 

杜维明

谢谢主席。崴尔德(Wrede)主席,执行局成员们,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借此良机,在著名的有影响力的世界领导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盛大集会上,我想就文明间的对话问题,和大家分享不太成熟的想法。2001 年的联合国文明间对话年以来,全世界人民广泛认识到,有必要进行并且渴望促进各层次之间的对话。这种对开展对话重要性的共同认识,可能来自于人们对自身共同存在的脆弱性的认识。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有其脆弱性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应该同舟共济,广泛分享参与这一对话的责任意识。如果有人曾经采用过单边主义,那只是为了过渡,最终必须相互学习,相互参照。在过去的150 年里,也许我们必须克服一种非常强劲的理智倾向:一种建立在世俗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建立在对宇宙的理性认识基础上、不参照社会资本、文化能力以及对伦理智力重要性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工具理性。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尽力克服好斗的个人主义,尽管目前个人主义尊严被广泛接受为人类社会核心价值的一部分。

 

进一步说,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应该尽力发展既是人类哲学的又是宇宙哲学的人类宇宙观。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交际理性意识,当然也要密切关注没有标准或者没有单一性的和谐的价值。全球团结的意识正在形成,部分原因来自于全球化。然而,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些参与对话的人来说,需要开发一个更广泛的人类远景---一个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广阔的人道主义远景:自我理念、社区理念、自然理念以及理所当然的宗教理念(天国/上帝/真主/婆罗门理念)。在自我层面上,对话的问题与自我、身心的融合有关,与自我及社区的有效互动有关。这里的社区可以作多种理解,包括家庭、社会、国家,甚至全球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一个社区。我们需要开发新的合同,与大自然建立新的可交际性意识,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发展可持续性的和谐关系;我们还要建立新的相互性意识,不仅要与现时现地的世界建立新的相互性意识,而且要与超越宇宙的先验世界建立新的相互性意识。允许对话的这种语境---这种广义的语境就是要明白展开对话的最低要求是宽容。就我所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是,宽容只是最低要求:我们应该承认他者,承认他者在我们与世界交流中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要发展尊敬他者的意识,这种意识将为相互参照和相互学习提供基础。

 

我们甚至可以理想化地建立一种颂扬他者的意识。颂扬他者的意识当然是指所有文明都应该成为学习型文明。我的国家---美国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学习型文明,至少在二战之前是这样。我们学习法国的文化,学习德国的科学技术,学习英国的文学与政府管理艺术。但是,二战以来,我们逐渐转变成了一个教化型文明,虽然这种转变取决于许多重要的外界环境。但是,我希望我们再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学习型文明,与世界上各种文明之间展开广泛的对话。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应该对德里达(Derida)所作的工作表示祝贺,因为他一生坚持研究原谅问题,承认他者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而原谅是展开对话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这和列维·斯特劳斯(Lévi Strauss)的伟大传统是一致的。斯特劳斯关心他者的讨论是我们知识分子自我界定的重要因素。当然,当代对话展开的方式开始于马丁·布伯(Matin Buber)意义上的我你关系,而不是我它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提议避开两个非常不健康的二分法:其一是现代与传统的划分;其二是全球与地方的划分。

 

我们知道,在西方化、现代化和全球化方面出现了趋同现象,这是事实,但是,没有出现单一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和我的同事们在美国文理科学院的帮助下,在Daedalus上发表一期专刊,题目为"多元现代性",说明提倡地方意识、地方认同的全球观取决于以下信仰:即西欧现代性、美国现代性并不是唯一可行的。我们应该想象还可能存在一种东亚现代性。事实上,东亚现代性已经实现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能存在东亚现代性,说明有可能存在东南亚现代性、南亚现代性、拉丁美洲现代性、伊斯兰现代性以及非洲现代性。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走出冷战结束时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的所谓2134格局,反对超级大国是主宰世界的唯一势力。我们甚至应该走出有些东亚学者探讨的三分天下的格局:即欧盟一端,北美一端,以及正在形成的东亚共同体。

 

有些学者提到四分法,即把南亚包括进来。我感到世界最终会是多元化的。就软实力来说,世界上所有其他重要的精神传统都会为全球共同体这一整体作出自己的贡献。事实上,全球化的进程可能会带来关联性的意识。我觉得,关联性的意识正在发生:假如你和中学生交谈,甚至和小学生交谈,他们都知道我们是相互关联的,特别是在关心环境方面。但是,全球化也可能导致霸权宰制,不仅是一国的霸权宰制,还有可能出现某一地区或者某一集团的霸权宰制。开展对话是克服这一后果及提高相互关联性意识的唯一出路。

 

地方化可能带来一种根源性的意识,一种非常健康的认同意识。在自己的民族中,在同一性别人群中,使用相同的语言,来自相同的地方,属于同一年龄段,会使自己感到自在,当然也感到自由。但是,地方化也可能导致一种排他主义,特别是好战的排他主义。为了使地方化能带来非常健康的认同意识而不是排他主义,唯一的出路也只能是开展对话。我们应该发掘可以称之为地方知识的全球重要性。可以肯定的是,过去 160 年来的许多最强大的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地方知识,都来自于现代西方。但是,着眼将来,可以大胆设想,东亚、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非常强大的地方知识会在全球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各位领导来说,倾听多种形式的全球知识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知识会使他们知道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社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且让我们举例说明。世界上最有效的医疗制度是起源于希腊、形成于西方的医疗制度,这完全是事实。但是,世界上还存在其他重要的医疗制度,比如东亚、南亚和世界其他地方。我们需要倾听这些医疗制度的有关理念:在这些传统中,身体的理念、人的理念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整体结构。医药的目的是治愈,而不仅仅是治疗。我认为,在波士顿地区,人们对这些不同的世界制度持一种非常普遍的可接受态度。换句话说,随着复杂世界的出现,我们需要拥有复杂的制度,以便理解各种普世价值的相互关联性。

 

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存在一些普世的---或者至少可以普世化的价值---自由、理性、合法程序、人权以及个人尊严。这一套价值确实是普世的;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它们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面对人类情况的复杂性---一方面要考虑自然,另一方面要考虑人的灵性,更不要说我们具体的日常生活了,我们也需要拓展普世价值的范围,把正义、同感、同情、移情、文明礼貌、责任和社会团结也包括进来。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坐视普世价值与各种地方价值的对立,而是承认很多所谓的地方价值也都是潜在的甚至真正的全球价值。我们应该就核心价值找寻最低的共同要素,我们也需要对很多可能会变得极其重要的各种地方价值进行适当的描述。

 

在文明对话的知名人士小组中,我们达成共识,一致认为有两个很基本的价值对任何形式的对话都很重要,其一是己所欲,施于人。这是互惠原则,体谅原则,因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原则,不一定是我们敬爱的邻居可以共享的原则。我们需要交流,我们需要理解,我们需要分享不同的价值。把一套价值强加给其他社会有时会带来不利的后果。但是,应该强调的是,我刚才提到的核心价值是不同表述的人类共同价值,无论它们起源于西方还是世界其它地方。正是因为这一点,第二个原则除了赞同"己所欲,施于人"之外,其理念还包括"为了建立自我---这里的自我可以是一个群体甚至一个国家---我应该认可他者的价值"。为了扩大自我,为了拓展自我,我应该帮助他者拓展他们自己。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想敦促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对共享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给予特别的关注,不仅仅要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物质结构,非物质结构,而且要保护以人类繁荣界定的重要遗产。

 

1948 年,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Carl Jaspers)对人格典范的重要性展开讨论时指出,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孔子、圣雄甘地的重要性,以及各行各业其他领袖的重要性当然应该作为世界共享遗产。那些富含智慧的典籍如《福者之歌》、《圣经》、《古兰经》、《四书》等也是世界的共享遗产。这些遗产只是能够为交流提供基础的人类社区遗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有培养公共知识分子理想的理念,这不是精英主义理念,这和葛兰西(Gramsci)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公共知识分子在世界公民理念的鼓舞下,投身于发展新的完备的人道主义远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重视文化。这些知识分子可能是大学生、商人、大众媒体人员、社会运动活动者、社会组织者,特别是非政府组织者,当然也包括宗教人员。很多学者指出,没有宗教间的对话,没有宗教间的和谐,很难想象世界和平或者可持续的秩序。但是,我认为现在是所有主流传统宗教领袖说双语的时候了,双语是指能够掌握两种符号的结 构、两种语言:不仅掌握某一特定宗教传统或者精神传统的语言,而且掌握作为世界公民的语言。对宗教领袖来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要强调对自己的精神性的根源性的意识,特别是在各种国际论坛上,在联合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同时,作为全球社区的成员,一个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他们也应该关注人类社区的永久性问题。

 

我认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的生存能力、人类的生存、人类的繁荣第一次成了问题。1995年,我有幸参加了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高峰论坛。与会成员认识到世界面临的三大问题是贫穷、失业以及社会分裂。当然,还有恐怖主义。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污染、环境恶化、自然资源的衰竭也都可能是急需我们理解和重视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基于此,为了全球社区人类繁荣的可长存性和可持续性,也意味着,为了各个不同宗教社区的可长存性及其繁荣,所有宗教领导人都必须支持全球公民的理念。

 

在过去的 10 到 15 年间,由于网络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兴起,曾经对代际之间价值的传承与可能开展真正对话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三种制度形式或结构形式被边缘化了。所以,对我们这一尊贵的知名人士小组来说,关注这些制度和结构显得尤其重要。首先是倾听的艺术。最近,拥有 8000 多名宗教领袖的世界宗教协会在巴塞罗那倡仪倾听的智慧。没有倾听,就不可能有对话。对话不是肯定我们自己的理念,不是借机为我们自己的信仰提供基础。对话不是劝说别人,而是倾听别人,拓展我们自身,了解我们自己世界观的局限性,开阔我们的视野。第二点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各个层面都起作用的面对面的交流。虚拟的事实不能代替面对面的交流。正是在此意义上,把全世界范围内所有领导人集中起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才是对话的重要实践。第三点是长者的智慧,教师的重要性。多年来,人们一直相信,年轻人不参照其他任何东西而成长是可能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代际之间的价值传承以 5 种机构为基础,其重要性依次递减:家庭、学校、教堂、同辈群体以及大众媒体。到了八十年代,去教堂的人数急剧下降,学校也成了问题,但是,家庭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九十年代,同辈群体,特别是经常反映同辈群体利益的大众媒体,成了价值传递的重要手段。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个人认为,这是全球局势,而不仅仅是美国的局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师具有重要的地位。我说的教师不仅仅指中学教师或者小学教师,还指任何能够给他人提供辅导或者指导的人员。

 

最后,我建议在全球社区设立教师日之类的节日。这个节日不应该商业化,不需要成为公共假日,只是让大家庆祝、记住曾经对我们一生起决定性作用的教师或者教师们。当然,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9 月 28 日已经被指定为教师节(中国的教师节是 9 月 10 日,译者注),因为 9 月 28 日是孔子的诞辰。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设立各种各样的教师节日,以便提高长者智慧、面对面交流以及倾听艺术的重要性。谢谢各位!

 

主席对杜维明教授令人鼓舞的演讲表示祝贺。他认为,杜维明教授的演讲为文明间展开对话的比较具体的方式及实施这些对话的机制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作为倾听艺术与面对面交流的富有经验的践行者,执行局成员现在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进行对话。主席邀请各成员积极参与讨论,并建议每个成员的发言时间控制在 3 分钟。


MOSEROV女士(捷克共和国)赞成杜维明教授所陈述的观点。她说,通过面对面交流开展文明间对话在此次会议上已经展开。联合国大会第31 次会议是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分子袭击事件后的几个星期内召开的。她相信那些袭击事件的目的之一是挑起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不和。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相互理解的精神已经成功地战胜了恐怖分子的罪恶意图,因为他们违背了大多数宗教的一个共同教义,这一教义体现在"己所欲,施于人"的箴言中。她记得,意大利总统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在真正的宗教之间不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宗教之间的差异被一些政客和恐怖分子滥用了而已。正如她以前曾经提到的,在打破代际之间永恒的仇恨与偏见的恶性循环中,妇女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因为儿童思维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妇女。另外,她对" 宽容( tolerance)"一词的使用表示遗憾。在她看来,使用这个词是不合适的。取而代之的应该是" 理解( understanding)"和" 尊重( respect)"。最后,她以自己的格言结束了发言,这一格言,她在联合国大会第 30 次会议和第31 次会议上都引用过":违背别人人身尊严的同时也毁掉了自己的人身尊严;尊重他人的人身尊严就等于提升自己的人身尊严。"恨只为恨,别无他因。


CRADDOCK 先生(英国)对杜维明教授引人入胜的演讲表示祝贺。他说,对教科文组织来说,真正的挑战是把良好的意愿转变成具体的行动。根据英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ADG,英国对教科文组织在促进和平文化中所发挥的智力作用一直都很悲观,这不是因为英国政府不相信智力的作用,而是因为英国政府期待的是实际效果。他仍然坚信,主要成就的取得可能需要通过核心部门活动,特别是教育活动。就这一点,他指出,执行局此次会议在全民教育( EFA)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他还就课程发展提出了有趣的建议。他认为,在下一个文件中,应该更明确地指出课程设置对文明间的对话会做出何种贡献。

 

然而,各个部门都在努力采取不同的方式消除世界上毫无疑问存在着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现象。例如,人们感到,在申请世界遗产保护区时,发达国家受到过多的关注。他主张,在核心区域建立更加明确的目标设置,以便把发展中国家包括进来。甚至在贫穷国家设置一个世界遗产保护区也有可能对消除不公正的感觉做出微弱的贡献。他希望,在第 33 号文件的起草过程中,关于文明间如何展开对话,如何减少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在诸如网络连接等问题上的不均衡,有更多的更具体的理念。这些理念应该指定具体目标以及预期效果。文件还应该规定,促进文明间对话的目的与现存的相关活动之间的具体联系,以便加强已经有效实施的活动。而关于恐怖主义这一重要问题,考虑到英国政府已经向总干事提出申请,需要在执行局第 171 次会议上做更进一步的讨论。


L!PEZ女士( 委内瑞拉)说,认可他者是她们国家融合文化的组成部分。开展文明之间的对话意味着把人类看成一个巨大的多元文化实体,是取得世界和平,相互尊重及相互宽容等目标的重要出发点。她认为,对话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持续的进程,各种文明都能自由参与,始终充分尊重各个不同文明的特异性,真正实现跨文化之间的对话,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最终解决各种争端。巩固平等会带来对话、心理平衡、持续发展,并最终带来没有不平等、非正义和战争灾难的和谐世界。文明间的对话是通向国际和平与世界和谐、尊重不同信仰不同观点以及交流知识的途径。

 

委内瑞拉政府支持修正集中讨论文明间对话的教材及课程,支持建立地方和传统知识科学研究中心,支持举行地方合作行动,如举办文化主题的讨论会,就大家共同关心的诸如战争等问题的研讨会,交流与文化多样性以及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有关的切实措施,引进一致性与和解的真正的表达手段。委内瑞拉政府提倡合理利用信息和交际技术,通过媒介促进对话与活动,正像英国代表已经提到的,特别是促进学生交流以及" 全球对话( Mondialogo)"活动。

 

170EX/INF.5 号信息文件正确地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工作是努力找寻根除贫穷,保护生物与文化多样性,最重要的是,共享知识财富的方法和手段。文明间对话与这一核心工作密切相关。这说明,重要的是,要克服个人主义,为全人类培养多元性目标,提高传递普世价值与传播知识的能力,以便实现促进人类相互理解的最终目标,提高生活及参与的质量。

 

地方保护问题并不一定会导致排斥全球性问题,因为这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而且构成两者的重要因素都是对话和关联。也许,同样重要的是所谓的"全球地方化",或者说是在不可避免的全球化世界中对个性的尊重,这是任何关系的基本原则。L!PEZ女士提醒执行局,2001 年在加拉加斯召开了一次文明间对话的会议,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通过了一个重要宣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一些领导人,包括当时的联合国大会主席贾拉利(Jalali)先生以及执行局危地马拉代表Lux de Cotí女士。ALAWADHI 先生(也门)感谢杜维明教授所作的简明而有趣的演讲,感谢主席为本次主题辩论会所作的精心准备,感谢他选择了一个如此重要的主题。2004 年 2 月 10 日至 11 日在也门召开的国际文化与文明间对话专题讨论会,提议把首都莎纳定为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对话的区域中心。也门还建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称作"跨文化跨文明桥梁",旨在在文明间对话的重要活动领域中起调和作用。他强调也门政府对这一事务很感兴趣,愿意积极参加与其相关的各种活动。

 

ALAWADHI 先生指出,要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或者协办的与对话有关的各种活动进行研究,提交关于其采取的措施与所取得的成果的报告,寻找使会议召开规范化以及参与者知识领域多样化的新机制,以便确保与会专家来自两个领域,即信息领域与教育领域。这两个领域是文明间对话会议上不可缺少的。对话不应该关起门来进行,不应该只在专家群中进行。此外,信息媒介相信对话,报道有利于强化对话目的的消息和影像资料,应该尽量避免那些可能加大因不同或者误解引起的差异的报道。教育部门负责人应该了解文明与文化间对话的目标的重要性,并将这一重要性反映在教育路线上。要促使教师和科研人员参与这种对话,因为他们是通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会谈、讨论、容忍促进对话目标实现与加强联系的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ALAWADHI 先生认为,要对这一重要主题进行更深层的更长期的研究。他敦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明确的纲领,把文化与文明看成两个互补的概念,以便今后的努力不至于分散。最后,ALAWADHI先生再一次感谢主席先生为这次主题辩论会选定了如此重要的主题。


杜维明

我将把我的发言控制在大约 3 分钟。我认为,承认宗教内部的冲突而不仅仅是宗教之间的冲突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事实上,根据各种观察,我们看到的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是占大约 90%到 95%的温和派与极端分子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仅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更是文明内部的冲突。在"己所欲,施于人"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间有细微的差别。我觉得,应该强调这种差别,因为在第二个公式( formulation)中,对话的可操作性更强。妇女的重要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个人的成长经历,看一看我自己的文化经历,代际之间价值的传承经常是由未受过教育的母亲承担的。这种传承不会把母亲的未受教育与文化的博大精深混淆起来(母亲的未受教育并不影响文化的博大精深),因为所有本土文化都有其丰富的文化资源,而这些文化资源对西方世界来说并不一定是显而易见的。

 

了解全球化进程强调相互关联的重要性,也很重要。所以,我认为,任何形式的教育改革、课程改革都必须重视一些学者称之为不同时代的问题,即第二轴心时代( the second Axial Age)的问题。在第二轴心年代期间,各种宗教传统内部及其与精神传统之间相互作用。比如中国的情况,中国的佛教传自印度。过去,我们说中国有三大宗教:佛教、儒教与道教。近年来,我们认为,中国有五大宗教,也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统,所以,课程改革必须强调文化资源的多样性。

 

最后一点关乎全球、区域、国家以及地方,各种对话都很复杂,国家内部的对话经常如此,比如主要群体与少数人群体之间的对话。承认少数人群体的身份以便加强对自己愿为之事的整体意识,很重要。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是根深蒂固的强大自我与全球关联性的相互作用。一般情况下,当我们展开区域性对话时,本区域之外者变得紧张,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在进行资源分配或者权力共享。然而,如果我们不把这种事情看成是一方得利另一方一定受损的比赛游戏,而是把它看成双赢的情况,如果这种对话是透明的,本着公开的精神,文化领域内的区域间对话经常会和人类工程领域及政治领域内的区域对话有很大的差别,因为通过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双方都能受惠,都能充分认识到他者,从而升华很强的自我反省意识。


BARNET LANZA 先生( 古巴)说,文明间的对话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及不同宗教之间加深理解的途径。古巴坚决热情支持为促进文明间对话取得进步所采取的各种行动,比如就此话题召开大会的立陶宛提议。古巴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应该采取多个主题的行动,遵循非常具体的指导方针及行动纲领,并在各个层次上采取行动---国际的、区域的、区域内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应该合理使用现存机制,如教科文组织的主席纲领、教科文组织俱乐部及其联系学校项目。

 

BARNET LANZA 先生认为,也很重要的是,文明间对话的参与者,不应该只是那些决策者,还应该有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应该包括年轻人、妇女以及通常是边缘化了的群体和民间社会。他认为,这个话题太复杂了,需要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需要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范畴和意识形态倾向的参与,否则在对话过程中就会面临最强大的国家及少数集团的利益宰制一切的危险。执行局应该就这一话题发表一份宣言。正如 170EX/INF.5号信息文件正确指出的,文明间对话是维护民族身份、消除暴力、非正义及罪恶战争,重申文化多样性,促进多元文化、容忍及提高发展中国家生活质量的基本工具。把对话付诸于实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先考虑的目标之一,因为文明间对话是为国家之间加强联系进行牵线搭桥的方法,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宗教应该让每个人都熟悉,受到所有人尊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很多所谓的伦理战争或者宗教战争都是忽视他者的文化引起的。尊重他者就等同于尊重自己,因为每个人对别人来说都是他者。文明间对话的纲领需要教科文组织给予优先考虑,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它有利于我们这个复杂的星球上的人类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和谐。

 

古巴认为,文明间对话也是维护和平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前提。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是一种发展资源,她不仅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是通向更高的知识的、情感的、道德的、精神层面的存在的途径。最后,BARNET LANZA 先生强调,急需进行人类伦理革命,使每个人都能尽情地享受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与充分尊重人类价值的权利。这些人类价值只能通过社会正义才能联系起来。


张学忠先生(中国)首先感谢杜维明教授所作的精彩演讲。他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都制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都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由此而产生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在人类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快,人类文化中共性的东西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化会走向单一,世界文化百花园如果花色单一,即使满园都是牡丹,世界也会毫无生气。因此,中国主张世界文化多样化。

 

张先生还指出,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其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其民族文化都应受到尊重。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与传统,不同民族的文化是不能相互替代的。

 

中国主张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话与交流。中国支持教科文组织为促进文明间对话所采取的行动。张先生对此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一)在教科文组织范围内,充分发挥全国委员会和联系学校的桥梁作用。(二)支持会员国出版介绍各国优秀文明,包括世界文化遗产方面的教科书、出版物和视听教材。(三)鼓励并支持会员国之间开展定期的文化交流活动。

 

张先生最后提到了总干事于三年前倡仪的,目前在东亚地区每年举行一次的"东亚青少年艺术节",他认为这是促进文明间对话的一个很好范例,希望能够推广下去。


RACHMAN先生(印度尼西亚)表示他非常欣赏杜维明教授的有价值的演讲。他说,确保各种计划活动与所陈述的理念一致很重要。第一,把人类与其自身、社会、自然以及上帝联系在一起的契约正在削弱。他想知道在这方面可以采取什么具体行动。第二,正像杜维明先生指出的,地方化带来排他主义,向人们提出问题:目前的文化、科学与教育发展出现了什么问题。第三,联合国有很多评价成就的统计方法。许多委员会都对诸如情感、社会团结、耐心、忍耐、贡献、爱等与人类精神有关的无形价值的评估进行了漫长的讨论。成功的范式目前已经转向更世俗的更实利的价值。他不知道在这种语境下,可以采取什么行动,进行这些评估是不是可以在物质向度和精神向度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第四,有些宗教领袖和社会部门,也包括他本人,抱怨大众媒体遮蔽了教师在提高倾听艺术中的作用。在这一语境下,他强调面对面交流与原谅的美德。最后,印度尼西亚政府一直致力于在国家层面上强化目标意识与和谐意识,开展了爪哇人与非爪哇人的对话、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对话、穆斯林与西方世界的对话。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他欢迎各位代表就此提出意见和建议。


LUX de COT!女士(危地马拉)说,杜维明教授所表达的理念对教科文组织反对邪恶的战斗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杜维明教授关于在人类与大自然母亲之间建立新的和谐关系的倡仪的那一部分演讲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毕竟,这种探索与许多土著居民,特别是中美洲的玛雅人的生活方式的基本情况是一致的。对土著居民来说,祖父母是知识和传统价值的宝库,是他们把知识和传统价值以口头形式集体传承给了下一代,因此,玛雅人喜欢社区意识,不喜欢个人主义。

 

杜维明教授还提到了永久和平是文化文明间对话的必然结果。永久和平不仅是教科文组织的最高目标,也是任何思想公正的人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教科文组织正在努力促进人类和谐,推进和平进程。教科文组织需要进一步加强其教育文化纲领及其主席纲领,保证文化间对话成为一个不变的优先考虑问题,强化对人类价值的忠诚。教科文组织的纲领应该代表集体意愿,也当然应该把这一集体意愿引入对其存在相当重要的全民(特别是儿童、年轻人以及妇女)素质教育领域以及文化语言多样性的领域。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是人们的广泛兴趣所在,因为人们可以从他们对生活、自然和人类的深爱中学到很多东西。


YATSYAYAN 女士(印度)认为,杜维明教授对现代人类面临的困境的迫切关怀进行了很有见地的分析。预防体制失效时,对话及"治疗药物"机制启动;自然法则和宇宙秩序已经被人类扰乱。她赞成危地马拉代表的观点,人类与自然之间平衡的打破是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恢复对话不仅对像生物多样性的环境问题很重要,对文化多样性、人类生态学以及各种生物之间的关联性都很重要。杜维明教授提到的重要一点是身心的意识关系,这一点常常被忽视,因为人们过多地倾向于把身体的各个部分看成独立的实体。这种意识关系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既反映在哲学层面上,也反映在科学层面上。另外一点值得强调的是自我。她想知道,自我是不是个人主义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文化的或者民族的概念,因为没有任何文明是孤立发展起来的,一种文明享有高于另一种文明的特权只能导致现存秩序的瓦解,要恢复这一秩序必须以尊重他者为条件,因为没有他者,也不可能做到尊重自我。她最后指出,在文明间对话中,把创建"文化走廊"或者举行合作水治理安排当作具体行动是没有必要的。


杜维明

在此对话背后是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对话:即斯诺(C. P. Snow)的两种文化的理念。科学和技术一直宰制着我们,甚至出现了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人性的重要性在于,她不仅强调经济资本,也强调社会资本;她不仅强调技术能力,也强调文化能力;她不仅强调认知能力,也强调情感能力和伦理能力。我以为,这是教科文组织特别关心的问题。脆弱性的问题特别适合年轻人。我知道,非洲有一个谚语,地球不仅仅是我们的祖先所赋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地球也是我们有责任好好保护以便传给我们千秋万代的子孙的丰富资源。不幸的是,现在的年轻人被淹没在各种各样的信息中,因为我们往往把数据与信息、信息与知识混为一谈,当然也把知识与智慧混为一谈。就这一点来说,我的感觉和大家的共同信念是一致的,即最强大的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以及既享有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又享有信息、理念和知识的国家、团体或者个人,更应该负起确保整个社会福祉的责任。惠及边缘化者的观念对人类繁荣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直强有力地宰制世界,把人类神灵的遗产去精神化了的、把我们周围的世界去自然化了的世俗人性,是很有害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既是人类哲学又是宇宙哲学的观点---我称之为人类宇宙哲学的观点---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上,地球宪章强调了这一点。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地球宪章承认全世界土著居民的重要性,因为土著居民在人类社会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比较宗教学家 Ewert Cousins 教授认为,如果二十一世纪出现了一位预言家,这个预言家就是地球。地球会指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一些对地球的声音特别敏感的教师将成为本土宗教的领袖。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与此相关的是身体的问题。我认为,神经生理学和其他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身体不是我们的所有物。我们不拥有自己的身体,我们成为自己的身体。这是一种形式的获取。所以,在这方面,自我除了所有其他特性之外,应该被看作各种关系的中心。在这个中心层面上,人的尊严、自律和个性应该得到维护。另一方面,作为各种关系的中心,作为不可能被看成一个孤立的个体,一个孤岛,自我是一条潺潺流动的小溪,自我是一个有变化力的与世界其他许多向度相互作用的原动力。我认为,也许我们也能把各种各样的文明、各具特色的民族以及其他各不相同的社会政治组织看作有变化力的原动力组织,把它们看作与其他组织相互联系的学习型组织,在维护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同时,加强日益增长的公益精神。


INAYATULLAH 女士( 巴基斯坦)对杜维明先生所作的非常令人鼓舞的演讲表示祝贺。她说,由于社会隔离和恐怖主义,人类的生存成了问题。她质疑对仅仅因为存在差异而谋杀无辜者的个人表示团结的道德性。她认为,缩小这些差异是十分必要的,所以需要教科文组织内部进行调整,把口头决议变成道德革命。就这一点来说,迫切需要具体行动与起草相关的决议,预先决定 33C/5 号文件的框架。她建议教科文组织对自己作为共识缔造者与和平制造者的能力进行研究,并把与之相关的各种发现运用在二十一世纪语境下。另外,巴基斯坦政府希望通过文化间对话的形式把各种各样路线/途径项目方面的发现付诸于行动。

 

正如杜维明教授所言,所有文明都应该是学习型文明。所以,INAYATULLAH 女士建议培养教师间的对话,以便为联合国大会第 33 次会议所可能赞成的伦理基础建立价值母体,并以此为教科文组织成员国未来的教育体系提供根据。她强调,考虑到全球化的霸权主义趋向,全球化不是文明,应该使之人性化。具体来说,她建议把诸如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等适当的全球化论坛、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信息技术企业家们引入对话。这就意味着,为了使全球化可持续发展,除了促进经济资本之外,也要促进社会资本。在这方面,一些成员国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促进国家内部的对话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33 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最后,她说,苏菲派圣把文化界定为"生活的香料燃烧之后所留下的香味",把遗产界定为"从我们祖先那里贷来的、要传给后世的贷款"。


SATO 先生(日本)感谢杜维明教授所作的精彩演讲。他说,文明间的对话根植于和平共处的精神,是以构成文明间碰撞截然相反的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学习过程,所以,应该加强文化间的对话活动。2004 年 5 月,日本和阿拉伯国家共同组织召开了一次题为"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阿拉伯-日本的经历:跨地区对话"的专题讨论会。会议强调把文化间对话打造成动态的、不断进化的互动进程的必要性。他最欣赏的是 就" 文明间对话---寻求新视角"发表的《新德里宣言》以及《奥赫里德公报》所提供的全新指导。然而,为了进一步提高文明间对话,需要确保单个计划所带来的利益及其在对话的整体框架下的广泛影响的更有效的协调,进而使联合国其他机构与赌金保管人(stakeholders)能够分享这些利益,从而与这些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170EX/INF.5 号文件强调了教育活动作为具体行动的潜在工具的重要性。杜维明教授在他的讲话中,把教育看成代际之间价值传承的三大动力之一。所以,对话活动具有特别相关性,因为对话活动应该对素质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做出贡献。最后,他再三重申了自己把联合国大学当作合作伙伴的建议,因为联合国大学的作用相当于文化间对话的论坛和票据交换所(clearinghouse)。


PIGOT先生( 苏里南)对杜维明教授发表的精彩演讲表示祝贺。他的观察和《前方的世界:我们正在形成的未来》等出版物中的观点一致。这些出版物对教科文组织在二十一世纪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把伦理学看成发展的根本支柱。他完全同意杜维明先生关于宗教领袖需要掌握全球化语言的观点,但是,他想知道,对世界领袖来说,采纳和接受以精神对话为基础的观点是不是同等重要。他还提出了教科文组织与联合国在促进此等对话中可能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


!TRAJN 先生(斯洛文尼亚)对杜维明教授关于宽容是对话的根本要求的观点发表了讲话。他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宽容的概念最初使用于宗教语境,这在约翰·洛克的著作中已有说明。然而,重要的是,不仅要保持主流宗教之间的对话,而且要确保各种各样构成一些文化和身份的核心的个别信仰的生存。他表示希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所作的努力会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贡献。他强调的一个事实是,在多元现代性的框架下出现了许多非宗教信仰形式,也应该把它们纳入到目前的对话中来。他在承认面对面交流不可否认的价值的同时,也认识到信息社会中的虚拟现实依然是价值传承与个人知觉能力发展的有力工具。人们广泛认为,对教育的投资有利于避免出现令人不快的现象。但是,斯洛文尼亚曾经是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不幸的是,前南斯拉夫对多元文化的教育只带来了毫无理性的仇恨的爆发。应该对这些经历进 行思考和分析,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MOLN!R 先生( 洛伐克)对杜维明教授在谈到价值时应该使用教科文组织语言表示欢迎。但是,他认为,考虑到实际语言在交流特别是面对面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也应该提到自然语言,因为任何知识的传递都是通过语言进行的。事实上,许多问题都是语言障碍引起的误解所带来的后果。当然,虚拟交往(virtual communication)这一核心是恰当的,因为面对面交流同样涉及新技术的使用。他同意英国代表关于设置新课程的观点。他认为,无论对正规教育而言,还是对终身教育来说,学习都需要有新的动力。在这方面,制定教育质量的新指标特别重要。最后,他强调,特别是家庭模式不断变化,家长越来越要求献身于 事业的情况下,家庭教育尤其重要。


VARGAS 先生( 巴西)说,他感谢杜维明教授对这次辩论发表了令人深思的演讲。虽然这次主题辩论会的目的是邀请著名人物对教科文组织范围内的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大家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反映了教科文组织本身的复杂性和文化多样性。他赞成其他成员国发言人的建议---今后,也要号召联合国其他机构的领导人关注影响各国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以便像杜维明教授所说的那样来表达广泛蔓延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意识。以下事实是对这种脆弱性的说明:世界上前三名最富裕者的个人收入超过 45 个最贫穷的国家的收入,前 300 名最富裕者的收入之和超过足足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20 亿个人收入之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目前的局势比 150 年前更复杂。面对这种情况,需要付出双倍努力:促进科学与人性之间的对话,特别是把全球文化与道德遗产的伦理学向度引入科学实践。全球化侵蚀了国家-民族 的势力,但促进了文化因素的诞生,从而使文化间的对话成为整个进程中的固有部分。以往的战争都是文化冲突的结果,又导致宗教冲突。这些事实说明为什么宽容如此重要。


杜维明

我想讲一下一个非常复杂非常敏感的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为了解决分歧,但是,我认为,要了解恐怖分子的心理动力因素是极其困难的,令人烦恼的,痛苦不堪的。不幸的是,我们非常珍惜的某些价值,如理性、智慧、勇敢、有胆识、富有献身精神、有责任心、甚至信任,都变得密切相关。在核心价值中完全缺少的一种东西是同情心、怜悯与神会。感受不到他者的痛苦,是非人性化的。要处理非常复杂的局势,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到这种非人性化。宗教问题和可能称之为软实力的问题,是教科文组织的真正关切所在。就这些问题,将来要召开一次京都国际文化论坛,专门讨论日本人关于 Kokoro的概念。Kokoro的意思是"心和智",既表示心理的感情向度,又表示智力的认知向度。具体到这一点,事实上应该把需要学习世界公民语言的宗教领袖的问题与愿意倾听精神问题或者对精神问题敏感的政治领袖的问题结合起来。多年来,世界经济论坛一直聚焦经济问题,但是,2000年以来,世界经济论坛开始讨论宗教的未来与文化身份问题。所以,我认为,甚至在经济学家中也达成了一致共识,即:所谓的经济客观性问题、精神价值的问题、宗教问题以及终极关怀问题事实上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受权力和财富宰制的。

 

我完全赞成把人类社区生存模式的生物多样性也当作语言多样性的参照。事实上,我们知道,可能在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6000 多种语言将会减少到大约 600 种,但是语言作为符合表达系统所包含的价值不会减少。假如一种语言消逝了,这是人类的一大损失,因为人类社区永远也无法知道这种语言所表现的非常珍贵的价值。所以,生物多样性、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都是巨大的价值。

 

学习常常被看成习得知识或者习得技术,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学习,印度教、希腊、儒家意义上的学习是指培养性格---不仅要为自我学习,而且要为成为人而学习。这使我想起了法国的一位非常重要的鼓舞人 心 的学者哈德特(Pierre Hadot)。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题目是《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从苏格拉底到福柯的精神磨练》。他试图强调世界上所有主流传统的重要性:包括南亚的印度教和佛教,中国的儒家和道教,中东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当然也包括希腊文明,更不要说那些土著居民的传统,它们都为越来越受到威胁的某种生活方式做出过贡献。恢复那种传统中的某些伟大智慧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最后一点是关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参加这次合作活动的其他领域的同事的问题。公共知识分子的理念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界。事实上,政府部门、学术界、大众传媒领域、各行各业、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中,特别是非政府组织中,都有公共知识分子,甚至在娱乐界和宗教界也有公共知识分子。具体到这一点,我相信,如果教科文组织有兴趣通过加强年轻人对文化的关注,对文化的重视,对政治的关切以及对社会的参与把年轻人培养成未来的世界公民,那么,尽管我们这个世界还存在很多局限性和复杂性,对生物模式而不是冲突和紧张的模式可能成为我们未来将要出现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至少还有一线希望。


SOKOLOV 先生(俄罗斯)感谢杜维明教授所作的演讲,并宣读了教科文组织和善大使 A·Abramia 的声明。Abramia 对这种把言论转变为行动、转变为对新德里、奥赫里德以及伊塞克湖文明间对话论坛的最终宣言规定的条款的贯彻实施,表示欢迎。

 

为了响应教科文组织的号召与说明教科文组织能够制定什么新的实际计划,SOKOLOV先生建议开发实施一项试验计划,即围绕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过渡国家展开"文明间对话---为促进国家和地区可持续的经济与人类发展的潜能进行合作",并将此计划作为教科文组织2006- 2007 年度新规划的一部分。

 

如果教科文组织能够提供适当的合作,国际商业界领袖一定会响应这一号召,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国际社区和教科文组织成员国高层领导赞成的特殊机制,从而本着文明间对话的价值支持国际合作。


AZIZ 先生(阿富汗)呼吁人们对发言人在如此重要的辩论会上所拥有的发言时间进行重新考虑,以便为成员国间的真正对话提供机会。他说,杜维明教授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教科文组织的工作。该组织自创立以来,一直为文明间对话创造条件,是文明间对话的主要场所。他个人感觉自己隶属于各种文明,并且在各种各样的历史、语言和宗教中尽情享受。他非常高兴地宣布,阿富汗正在庆祝世界教师日。他强调妇女在开展对话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向儿童传授语言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与他者之间的对话铺平了道路。他希望,在全民教育框架内对妇女的重要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他赞成重新考虑课程设置的必要性,但是,必须首先制定出对课程进行重新设置的条件。最后,他向杜维明教授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利用大众媒体支持文明间的对话;二是如何对文明进行界定;三是在目前的全球语境下,如何正视真正对话中各种文明的相互干扰。


WILTSHIRE 先生(澳大利亚)指出,教科文组织章程绪言中的第二段是关于" 对相互生活方式与生命的忽视"的,讨论了全球非安全语境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教育课程转向的问题和"视频文化"的问题,因为教育课程不再以知识或者价值为基础。然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西方文化正在通过电视、影像,特别是电脑走进各种传统文化。但是,年轻人没有得到必要的方法或指导,引导他们协调好两种文化,从而阻碍了文化间的成功对话。目前,自杀是年轻人死亡的最大因素,部分原因是文化冲突引起的后果。各种传媒在冲突导向和冲突定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新闻报道训练是一个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同等重要的是领导人的作用:政治领袖为了再次当选惯用的手段是仇视外国人,而商业领袖使用令人质疑的非正常手段为人们树立了一个坏的道德典型。对这些问题,需要采取具体行动,而且应该针对青年人。

 

理论文献中经常出现他者的概念,但是,在青少年的语汇里却不存在他者,因为青少年之间交往没有任何对话障碍。所以,必须引进适当的教育课程。关于这一点,他提醒大家注意亚太地区为促进文化与信仰之间理解的共享价值的教育行动。他相信,必须更加强调的是共享价值,而不是不同价值,因为世界主要宗教之间有许多共享价值,这些共享价值可以用作积极的建设性行动的基础。应该教育年轻人,每一份权利都同时蕴涵一种责任---一种他们作为本国公民与世界公民应该尊敬的义务。最后,他表示,教科文组织在其实际工作中,没有充分利用年轻人的生活经历---比如体育、音乐和文化---来促进宽容、领导艺术、理解等价值以及遗产、可持续发展等观念。总之,他号召人们欢迎年轻人参与合作,使他们能够就如何把教科文组织的章程条例,特别是章程绪言中的第六段条例付诸于行动发表意见。


GHARAIBEH 先生(约旦)感谢杜维明教授所作的有趣演讲,感谢他从更广泛的角度对文明间对话这一主题进行的探讨,因为杜维明教授没有把文明间的对话局限于宗教间的对话。尽管关于这一话题已经召开了多次专题讨论会,举行了多次会议,发表了很多文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其他努力,文明间对话的问题依然是全球人感兴趣的问题。人们在这一特定时间对这一主题进行探索,并得到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并非机缘巧合,而是因为教科文组织强调,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观点及独特的价值,这些观点和价值应该得到维护,受到尊重。同样,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发展自身的文明,所有文明都以其自身的多样性、各自的差异性及其相互影响,构成人类整体的世界遗产的一部分。

 

GHARAIBEH 先生相信,在现阶段,集中讨论有利于在文明间建立多产性对话和在对话中使用更和谐的语言和术语的因素,是必要的,无论这些对话是在对话参与者之间进行的,还是在各种各样的信息媒体中进行的。GHARAIBEH 先生强调,需要设立一个道德权力机构来维护共享的一致赞成的价值。如果文明间的对话只局限在会议大厅内,只在文化、教育和宗教精英中进行,文明间对话的实践意义将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对文化、教育和宗教精英们来说,承认和欣赏他者的文明通常是毫无问题的。所以,GHARAIBEH 先生认为,应该把对话的核心延伸到对广大公共社会有最大影响力的人群,比如教师、宗教领袖以及民间社会机构。教育,特别是早期教育,非常有助于向年轻一代灌输宽容的价值与尊重他者文明的价值。他认为,如果教科文组织的各项活动不能特别关注这些问题,它们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能是纯粹的心智活动。

 

GHARAIBEH 先生强调指出,无论对话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文明间的对话都很重要。他对关于阿拉伯-日本对话的专题讨论会,日本的积极参与以及阿拉伯计划顾问委员会的努力表示赞赏。他说,这次对话是教科文组织为了促进文明间对话的最重要的战略部署之一。


DANSINGHANI 先生(毛里西斯)感谢杜维明教授所作的令人兴奋的演讲。他指出,对话的概念是对全球善恶概念的挑战。人们进行对话建立联系果真那么难吗?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大部分人都是相互联系的,对他者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弹性。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公然反对这一常规。所以,GHARAIBEH 先生同意提高倾听能力的必要性:人们要学会相互谈话,而不是相互训话。

 

毛里西斯人非常重视团结和多样性的主题,这些主题又依赖于一些全球适用的原则,比如确保所有人享有宗教自由与祖传价值的自由,全民享有平等权利,包括妇女和少数民族。如果人们有决心与贫穷做斗争,决心消除各种形式的边缘化,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或者文化的边缘化,对话就有可能成为现实。显然,这需要教育领域采取一系列行动,不仅要更新课程设置,而且要引入普世人类价值和市民教育的概念,还要对方法论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为了能使自己对年轻人的思想产生影响,教师需要转变心态。全国委员会及田野办公室( field office)也要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可以鼓励人们信息共享,而不是据为己有。他们可以利用社会文化组织、民间团体和政府机构之间的联系。田野办公室还能够为人力的培养提供帮助,为维护和保护文化遗产积极工作,以及把年轻人集中起来召开青年人研讨会和讨论会,提高不同文化的根基。


杜维明

下列观点是建立在两个假设或者两种渴望的基础上的,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的智力臂膀---我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说---精神臂膀。教科文组织也是激励人文学科数代学者以及许多年轻人的标准。在神学思维或者哲学思维中,有三个综合性向度。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说,它们是基础神学、系统神学和实践神学。用儒教的话来说,它们是方法( the way)、学习和政治。所以,我认为,在座的许多代表提到的这三个向度,是核心价值、基本承诺以及我们试图理解什么是我们的使命,什么是系统的或者学者式的问询,什么是对核心价值与对教科文组织的最基本的承诺的继续思考以及什么是实践的概念装置。我觉得,重要的是,要记住培养一个公有的、批判性的自我意识。公有的是指,这种自我意识不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尽管它根植于对个人的思考;批判性的是指,这种自我意识不是盲目地承诺,简单地接受各种价值,它是自我认知的。现在,这个观点与核心价值和实践之间应该具有持续的相互作用的信仰有关。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实践看作核心价值的应用,但是,事实上,应用本身限制了甚至严重限制了核心价值的实施。对核心价值的实施不只是后续行动,它也是一种试图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的反馈链。系统问询涉及许许多多人,是向许多不得不从事合作事业的人进行"外购"。我个人希望核心价值与各种各样的实施计划继续相互作用。换句话说,我们希望理论家能多对实践进行反思,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能对核心价值提出挑战而成为理论家。对话、辩论、争论、反思、概念化、专题研讨会、工作、研习会---所有这些都是实践,非常具体的实践。与这些工作---保护水资源的工作,引导青年人理解当前局势的工作---有关的各种事务,所有相关的模式都是理论工作、理论思考。这种知识和行动的统一,这种宣称共有的批判性的意识的持续过程,应该允许学习型组织在不忽视自身核心价值的同时,成为有变形力的动力型的组织。


G!VENEN先生(土耳其)感谢杜维明教授有价值的演讲。他说,遗憾的是,种族歧视、性别不平等、宗教和种族狂热主义、种族主义以及仇视外国人仍然对国际社区构成挑战。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拥有自己的文化、价值和传统。从广义上来说,这些财富丰富了人权、责任、民主和法制等普世价值。所以,它们也增加了人类的集体智慧、集体意识、集体责任和共同进步。文明间的对话不应该成为一方把自己的理念强加于另一方的代言词。惠及整个人类的真正对话,必须以上述普世价值为基础,必须以真正尊重和理解他者文化与文明为基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而不能因为狭隘的政治、文化、社会或宗教思想丧失任何机会。教科文组织是在增强文明间进行真正对话以及提升其互补性中起促进作用的最合适的人选。


CARRIERE MOMPLE 女士( 莫桑比克)感谢杜维明教授发表的令人兴奋的讲话。她强调指出教育在培养自尊和反对骄傲中的重要性。她质问,当对话的一方认为另一方比自己优越,或者自己确实处于劣势时,怎么有对话的可能?例如,在非洲人中间以及在世界其他地区,文学、音乐、传统医学与其他有价值的资产都能帮助人们提高非洲人身份的认识。 CARRIERE MOMPLE 女士用一个故事来说明文学的作用。有一个瑞典人,在莫桑比克的一所大学教书。他对自己不能理解莫桑比克这个国家,甚至不能理解自己的学生感到非常懊恼。最后,他通过阅读莫桑比克小说开始慢慢领悟莫桑比克。各种社团也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她指出,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青年人、妇女组织以及文化、职业与科学团体可以互相交流经验。这类活动不需要涉及结果常常令人失望的大型会议。最后,CARRIERE MOMPLE女士说,授权妇女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妇女只能参与国际决策的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