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

发布刊物:《求是学刊》2005年第4期
发表时间:2005-01-01

杜:从儒家的立场看,自由、理性、法治、个人的尊严这些西方价值,不管你的视野多么狭隘、抗拒西方的心态是多么强烈,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价值。现在我要问的问题不是这些价值是不是应该扩大延伸,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而是面对人类所碰到的困境,这些价值全都加在一起,是不是足够?

        当然,每一个都是必要的,但是加在一起是不是就是充分的?是不是所有的价值光谱都展现出来了?回答很简单,还不够充分。我们以前就提到关于启蒙的盲点的问题。这方面我们谈过几次,我觉得还要加强。在这个背景下,因为儒家经过西化和现代化的批评,它的第一个工作是对西方的核心价值能不能有一个创见性的回应,这就是能不能把西方突出的儒家传统所缺失的价值真正带到儒家的思想理念和实践中,对儒家原来具有的价值进行转化,这个转化包括综合创造的方面。比如自由,一般来说,如果是自由放任的自由,道家比较突出,而儒家并不提倡,但是,自由作为人的主动自觉的选择,那么,孔门的同道,特别是孔子第一代弟子,没有一个不是自觉自愿参加的,没有强迫教育,没有非自由的压力让他们这样选择。它成为自由组合的社群,这个自由组合的社群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他们是在自由宽松的氛围里通过自由的交流形成共同的理想,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人格,有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结社和信仰的自由。在儒家传统里好像没有严格的、抽象的逻辑系统,但是儒家对理性,特别是合理性、合情合理,非常重视,要通过人的自觉、人的反省,“吾日三省吾身”,要学思并重,要知行合一,这些观念的出现和发展都是和儒家理性有关系的。儒家虽然突出“礼”,希望法(刑)的作用不要涵盖一切,但儒家并不反对法律作为社会基本安定的必要条件。但是徒有法不行,不能完全靠法,还要看执法的人,这些人应当有比较全面的知识、比较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所说的礼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法,特别是习惯法,是比较宽泛意义的法。我认为,可以从儒家对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责任的要求开发出人民的权利的观念,所要求的不只是政治权利,后面还有生存的积极权利、文化发展的权利和集体的权利。可能更宽广的人权观念可以在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的责任意识中发展出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老百姓的要求有持久的意愿去满足,这种运作的方式和人权绝无矛盾,而且可以培养一般人的权利意识与权利实践的能力。
        那么,到底个人在儒家中的地位是什么?是不是儒家基本上就是社会伦理,比较重视集体,而轻视个人?这是很值得讨论的。《论语》中所讲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后人由此把儒家叫做“为己之学”。孔子在论“仁”时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对仁的修炼实践是靠自己,不是靠别人,突出了“己”的中心,作为一个君子,或者作为儒者、士大夫,孟子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观点“以先觉觉后觉,以先知觉后知”,觉就是觉悟,士大夫应当是既有知识又有觉悟的一批人,这批人当然要有独立人格;修身观点的基本预设就是有本才有末,要使你的“明明德”能够充分发展出来;从“天命之谓性”的角度讲个人和天道之间的联系,在西方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中国难道没有这一套,当然是有的,它是“上天之下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通过天命而有它的性,它的性就是人人平等,任何一个人,即使是一个罪恶的人,他仍然有超升的可能,靠他自己的自觉,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成圣贤,这都体现了人的尊严。圣人贤人的性和一般人的性是相同的。以前我们了解“仁”字,是像人偶,两个“人”字,现在,我们在“郭店楚简”中发现“仁”的另一个写法,上面是个“身”,下面是“心”,合在一起为“仁”,这表示“为仁由己”,宋明儒学家说儒家是“身心之学”。现在来看,什么叫“为己之学”,是“身心之学”、是“心性之学”、是“性命之学”、是“圣贤之学”,整个观念是把人当作一个内在的价值,而不是让人的价值仅仅由它的社会性、它的社会功能来规定,他是独立自主、有尊严的个人。而且,儒家反对主张寡欲、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在基督教、佛教中很突出,但是儒家并不提倡。它所以不讲禁欲主义是因为它对夫妇之大伦特别重视,“天地交泰”是宇宙大化流行、生命生生不息,这是对人应当有的创造力的充分肯定。儒家对身体也特别重视,主张人应该能够把身体所拥有的全部价值都体现出来。所以,我认为,应当从个人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来了解儒家对自我的认识,就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而言,既有中心点,就是主体性,又有关系网络,就是他的社会性,这两个方面,个体性(主体性)和社会性如何才能配合,成为儒家思想一个重要的议题,也是它的特色。面对西方启蒙所提出的重要价值,由于儒家经过西化的冲击,那些不符合自由理性、法律人权的儒家理念和实践基本上受到了全面的批判,包括家庭伦理中一些没有经过反思、甚至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作用,例如“三纲”完全被政治化的那些伦理因素,都被严厉地批判过。我认为,儒家的西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把刚刚所讲的西方启蒙的核心价值,作为批判儒学内部反自由、反法律、反理性、反人权的那些因素的主要的精神武器。这是所谓儒学的西化。什么叫儒学的现代化呢?经过西化的批判后,儒家内部的价值能不能开发出来,或者能不能配合具有中国国情特色又符合现代文明指标的价值,这是儒家现代化的课题。从理论上讲,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比如儒家能不能开发出科学?道德理性能不能开发出民主?很明显,只有儒家伦理通过西化以后,经过自己的脱胎换骨,才能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积极的贡献,才能开发出这样的价值。现在我们的想法是,儒家在西化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从康有为以来,好几代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在西方突出自由的时候,如何保障平等一直是大家关心的,像罗尔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能够把公义的问题带进来,事实上是想在康德和实用主义之间能够找到结合点。这和儒家强烈地关心公义的问题当然有相似之处,而且可以相互参照。另外很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当代思想家对理性所开展出来的价值也在进行深度的反思,哈贝马斯讲沟通理性,事实上是承认“他者”的存在,个人不作为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沟通的存在,所以是开放的、变动不拘的、始终在进行自我转化的。这样的个人拥有一个重要的价值,这个价值现在西方的心理学、社会心理学都非常重视,这就是同情,用佛教讲就是慈悲,用孟子讲就是恻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