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需要文化的支撑

发布刊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发表时间:2011-06-01

本刊记者:杜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您长期从事文化研究工作,在这个领域颇有建树,有很大的影响力。大家感兴趣的可能不仅仅是您在文化领域具体的研究内容,您能不能先向我们简单地谈一下您的学术经历。


杜维明:我是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的,从小学五年级到大学毕业这段时间一直在台湾,然后到了美国。第一次回大陆是1978年,前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一方面学习,一方面搞研究。然后在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教了一门儒家哲学的课。1994年又回来参加了一个孟子学术讨论会。1996年我做了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从1996年一直到2008年期间我们邀请国内很多中青年学者到哈佛做研究,我每一次都跟这些候选人面谈,包括吉大、南开、北大、清华、人大、中国社科院、北师大和中央民大等高校的文化研究者。


2010年9月28号北大新成立高等人文研究院,我担任院长,与学术界的接触非常多,而且直接参加管理,这样的参与方式使得我对国内整个行政管理,对社会组织有了些比较切身的感受。我觉得要真正了解一个社会一定要参与,比如北大这个学校的资源非常多,有很多并不为外界所知。这里有个世界级的博物馆,叫赛克勒博物馆,在很多地方跟哈佛博物馆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去的人很少。燕南园和园后有很多宫廷式的建筑,会看到各种不同的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有很多研究中心,有的研究中心是世界级的研究中心,比如说人口学的研究,这一切对于我来讲都很新鲜。


我主要从事儒学的研究,特别是儒学中的心学,也就是从孔子到子思到孟子,经过董仲舒,再到朱熹、王阳明、刘宗周这些人物。1994年全国召开了关于孟子的学术讨论会,对儒学文化传统作了深入探讨。当时人们对儒学比较生疏,也因为文革的关系,儒家传统基本上是从负面去否定的,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儒家的东西在学者、民间、政府都有一定的共识了。


本刊记者:现在,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政府层面都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文化不可或缺,“文化软实力”现在成为了一个出现频率特别高的词语,您怎么看待“文化软实力”?


杜:如果不是文化的崛起就不是真的崛起,崛起的背后要代表一种真正的价值和文化,不是在中国崛起中文化起了什么作用,而是说如果中国真正要崛起必须是文化的崛起。没有文化作为后盾,或者没有文化来代表中国,不可思议。中国崛起对世界的贡献在哪里?你能不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和谐,变得更和平,人类的生活更有意义?因为中国的崛起使印度人,非洲人有了更大的希望,使得现在先进的大国,不管金融风暴出现的问题,还是社会上一些不知何去何从的问题,中国给提供了一个参考,提供了新的方向,这就是我们崛起了。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提法我有一些看法。这个软实力就是一种去影响别人、影响世界的核心价值的魅力,或者叫文化的吸引力。“文化软实力”所塑造的不管是制度还是人,成为大家模仿的对象才是有影响的。历史上,中国文化长期就是扮演这种角色,世界各地的人都来朝贡,而且非常积极。这个社会对世界各方有很大的吸引力,核心价值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这就是现在所谓的软实力。


现在有的人喜欢谈中国模式,我非常担忧。我们有我们的道路,有我们的经验。模式后面有典范的意思,典范是要人家来学习的。我们是否可以向比我们发展慢的社会推销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推销现在的政治模式,和谐社会的模式,或者文化家族的模式,这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我们有太多要向外面学习的东西。


本刊记者:您刚才谈到核心价值的魅力,或者叫文化的吸引力,那么相对于西方的强势文化,您觉得中华文化的魅力或者说吸引力在哪儿?


杜:举一个例子,西方现在是强势,所以西方很多核心价值变成普世价值了,比如说人权、自由、民主、科学、法治还有个人尊严。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面对21世纪绝对不够,还有很多核心价值必须要开发出来。有很多核心价值扎根于中国文化,还有一些来自伊斯兰、印度文化。我们讲中国文化中的自由和正义,有自由必须有正义,有正义必须有自由。有人权必须有责任,有责任必须有人权。还有同情和慈悲,也就是善心。西方有个人尊严,东方有社会和谐,西方有法制,东方有礼让,我们的这些价值都是世界性的。过去西方认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就是自由,现在“安然事件”、金融风暴出现了,这表明仅有自由是绝对不行的。人只有责任感还不够,一定还要有善心,也就是同情、慈悲,很多非西方价值扎根在东亚,扎根在儒家核心价值之中。如果进行这样一个对话,21世纪自由很重要,那么正义呢?西方特别重视个人的尊严与个人主义,那社会的和谐呢?所以这方面对话可能性非常大。现在大的对话框架完全是政治、经济、贸易方面的,能不能进行深刻的文化对话?找双方各领域代表,如媒体、政府、学术、企业进行一个比较深层关于核心价值的对话,以此基础,慢慢地把其他不同的核心价值积聚到一起来,这也会为人类文明核心价值走到21世纪创造一些讨论的空间。


本刊记者: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我们的文化是具有吸引力的,只要我们把中华文化的价值开发出来,我们能够期待中华文化在不久的将来能在世界上占据应有的位置?


杜:如果从儒家文化来看,我是有这样期待。中国的整个发展曾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高峰,当然也碰到很多困难。很值得注意的就是明清之际,这个时候西方启蒙运动受到最大的影响就是儒家文化,像伏尔泰等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思考一个没有上帝观念的社会,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和谐,为什么中国社会动力这么大。在马可波罗时代,一个威尼斯,当时西方最大的城市,人数不会超过20万,到了开封则是100万以上,杭州也是100万以上。


即使是在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年,中国的经济跟今天美国经济也是一样的地位,中国和英国的双边贸易全部是顺差。英国要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工艺品,要中国的农产品等,而任何英国的东西中国都不要,所以鸦片战争英国就把贩卖鸦片合法化,使得贸易的差额能够有所改变。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中国和英国军事上一冲突,中国整个帝国崩溃了,因为中国和西方已经隔绝了100年。17、18世纪中国在很多方面发展绝不低于西方,但19世纪,100年左右他们工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发展,人才各方面突飞猛进,中国没有发展。没有发展而且还无知又傲慢,结果一下子被打垮了,到今天刚刚站起来,经历了170年左右。


最主要的关键就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学者需重新了解自己的文化,发觉自己文化的精华,用一种不亢不卑的心态,面向世界,奠定一个开放、多元而且有强烈自我反省能力的文化认同。


中国作为其他伟大文明的参照或者成为一个人类文化的重要资源,这绝对没有争议。但是我的基本信念就是在21世纪是多元文明,不是一个文明。一个传统,一种文化,如美国单边主义是走不下去的。


现代化的过程中拥有各种不同文化的形式,我们现在有东亚现代形式,将来有东南亚、有南亚、有拉美的、有伊斯兰。将来中国文化一定成为文化大融合中间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我相信有些中国文化的特色,儒家的人文精神面对21世纪可以作参照。我做的研究就是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中国文化的责任非常大,绝对不可能缺席的。另外,我们做得越好,世界就越受惠,我们做得坏,大家都倒霉。中国文化一定会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本刊记者:您谈到您做的研究是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杜:把儒家当作一个例子,我们把儒学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就是从畜牧的地方文化到了中国文化主流,第二个就是从中国文化主流到东亚文明,现在第三个就是从东亚走向到世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个文化和一个文明,像儒家的传统如果是活的,如果有生命力,它就一定要有再发展的过程,它一定要以开放的心态,从各种不同的文化中吸收养分。


1949年以后,大概中国大陆讨论儒学的很少,基本就在台湾、香港。那个时候的问题是中国儒家的文化和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相关性如何。我们要参与现代人的生活,我们能够提供什么价值?现在我们到了全球化时代,西化是一个地理名词,现代化是一个时间的名词,全球化非常复杂。全球化和地方化、本土化、区域化同时进行,同时发展。那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环境之间,儒家传统必须要面对各种挑战,比如说对生态环保,男女平权,社群伦理,社会解体,文化多样性。这些问题都要有一些创建性的回应,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发展。


本刊记者:如果说儒家传统面临着这么多各种各样的挑战,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我们现在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有了危机,我们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是什么?


杜:中华民族是建构在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基础上的。前苏联的文化政策使得当时国家不能维持,许多民族就走了,只剩下俄罗斯。而中国不同,中国有一个经过几千年融合的文化作为我们的基础,即使碰到很多曲折,但是作为一个大的民族发展,它是波澜壮阔的,所以中国在很多地方不分裂,能够团结为这么大的民族,现在世界上很少了。能够这样持续不断地发展,跟整个文化的凝聚有很大关系。现在面对西方外来冲击和中国自己的文化,有两个大的文化传统之间的融合问题,一个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另一个是9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就是谁是老祖宗这样的问题,这中间怎样取得健康的互动。同时也不只是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对话,还要加上西方文化。就是比马克思主义更广泛的西方文化,也就是“中西马”的对话,这条路如果走出来的话,绝对有普世的价值,那可能真的成为一种模式,能够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度发达国家都会有启发。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社会学家,他认为他在政治方面是自由主义者,比较重视人权、民主、自由,在经济上面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重视分配、尊重平均,但是在文化上面强烈认同犹太文化,非常保守。如果说在政治上认同西方自由主义,在经济上认同社会主义,在文化上认同儒家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很值得注意。


本刊记者:那我们该怎样培育这种文化认同?


杜:中华文化历史最悠久,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好好如实地了解历史。我不知道历史现在由谁在控制,我完全不能理解。到底谁在控制我们的历史记忆,什么东西可以讲,什么东西不能讲,什么东西是正确的,什么东西是不正确。我希望那些控制我们说话的部门或者人尽可能视野比较宽,知识结构比较全面,还要有一些智慧。文化不能靠个别领导的支持,文化的渗透性很大,而且多元、多样。任何一个人脑筋再好,他也不能把整个文化全面掌握,毛泽东那么好的脑筋,晚年犯很大的错误,原因大半部分就在文化,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


本刊记者:谈到文化大革命,国内的文化研究学者楼宇烈先生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把中国文化的根给挖掉了,很难恢复。把中国人最重视的孝、人文和亲情的东西给挖了。楼先生还常常讲现在中国文化最缺文化主体意识,完全是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你怎样看待中国文化主体意识?


杜:我们不能走国粹主义、不能走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能走狭隘的文化主义,要开放。开放必须向西方开放,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全盘西化实质上是没有了解西方。我们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把中国糟粕的糟粕和西方精华的精华相比,中国是阿Q,西方就是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是粗暴的,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一定是粗浅的。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是单向的,没有任何的选择,那我们对西方的理解也就是片面的。现在我们要开放,不能片面。开放不只要对西方开放,同时我们要学习印度,要把印度当做参照,要把拉美当做参照。我们现在更多看的是美国,其实欧洲更丰富,没有更宽广的视野是不行的,我们要有全球视野。我理解文化主体性是这样,就是在一个开放多元的视野中,寻找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假如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有强烈的认同,我们要同时知道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每一种文化都也认同它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你不能用你的主体性来涵盖人家的主体性,所以一定要多元。我们对自己文化根扎得越深,也就表示我们能够掘井汲泉,有了泉水以后我们再流到外面去。我自己是很多文明对话的受惠者。我不是基督徒,但是在基督教受惠,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都是一样。从和它们对话之间吸取一些新的智慧,了解我们自己文化的特殊性。


举一个简单例子,过去在中国,技术、科学向俄罗斯文化一边倒,中国研究俄罗斯文学能够用俄语,现在全部丢掉来向美国学习,俄国有托尔斯泰,有东正教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为什么不把这些变成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如果美国没落了,巴西起来,中国大陆都去学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放弃英文吗?文化需要积累,整个文化中国的积累太薄,要考虑的价值领域太少了。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都讲文化,实际上把文化多半看成旅游,看成公关,看成向人家展示我们经济力量的一种工具,不是真正的文化。文化是要进入到你生命里,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一个受基督教影响的基督徒和受佛教影响的佛教徒,一看就知道是体现基督教理念和佛教理念的人,如此才有这两种文化。我们所说中国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有儒家的文化,讲仁义礼智信,这些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是一个大挑战。


本刊记者:就您的经验观察,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遭遇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杜: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知识精英,包括政治、媒体、学术和企业各方方向非常不明确。有各种不同的思潮,方向性不是很明确,在这个情况下面有很多的可能性,也有很多的危机。现在是在一个关键时期,特别是最近三五年。


本刊记者:您谈到知识精英,他们肯定应该为中国文化在当下的遭遇负一定的责任,问题出在哪儿?


杜:市场经济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条件,但是市场社会严格来说是一个悲剧,也就是市场机制渗透到社会每一个层面,社会充分的市场化。市场经济存在第一大问题就是钱和权的结合,贪污腐化,要改变很困难。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法制,现在法制没健全。那么市场的力量甚至渗入到学校,每一个单位注意的就是他的创收,没有创收不能加薪,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某种程度上说整个文科在没落,虽然每天大家在谈文化的重要软实力。


现在和上世纪80年代不同,80年代思想非常活跃,向外面学习的力度非常大。生活非常清苦,但是斗志非常昂扬。现在知识分子条件好了,大家谈的多半是房地产和汽车。最奇特的是宗教界也是被市场化,寺庙本应有神圣感,经过庙门收钱,一柱香收钱,和尚看起来都是商人。


本刊记者: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评价,甚至批评?


杜:中国社会,中国人动力特别大。世界上很少找到这样的社会,整个社会的力度和能量非常大,大家非常繁忙,文革的时候动力也是非常大,但是那个力量摆到政治,摆到斗争,摆到红卫兵。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力量都进入到市场,毫无疑问很了不起的。因为现在中国人不管怎么样,“元气”充沛。如果“元气”充沛,动力能够转上一个健康的路线,就会很了不起。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动力那么大,当然有很大的危险性。在世界上能够得到那么重要的尊重,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有很大的危险,不管怎么样中国和平崛起,回顾人类文化历史时期就是奇迹。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反而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好,因为大家在用放大镜观察中国,中国受到各种不同的质疑,各种不同的批评。现在有些地方如同被“围剿”一样,以前比较单纯的一些看法,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内容越来越丰富,不乐观。


中国的前途是人类的前途,中国能走出这条路,不仅是儒教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越南这方面,而且是代表一个东亚文明理性价值的出现,对于亚洲,亚太地区,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走一条和平崛起的文化之路,一个伟大的民族重新崛起没有造成世界的动乱。这个只有在二战,美国的崛起多多少少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一战、二战都是德国崛起所造成的。因为英国和法国对德国那种压榨,他们反弹造成很大的悲剧。现代21世纪中国的崛起是福是祸,决定了人类的利益。中国应该有更大的责任感,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对我们个人,我们家庭,或者我们国家,或者是亚太地区都具有影响,现在中国风吹草动影响非常大,具有世界性。


本刊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给我们分享您对文化的独特见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