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

发布刊物:《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
发表时间:2000-01-01

    主持人:大家好!这里是岳麓书院杜维明千年学府报告会的直播现场。


    千年弹指一挥间,书魂学魄一脉成,岳麓山下的书香已经在历史的脉搏中飘溢了一千多年,沧海桑田,带走了一代代学人的身影,却带不走硕学鸿儒们传道、授业、解惑、救世济人的精神,这一切依然还在岳麓山下熠熠发光。历史在这里留下了凝重而又清晰的脚印,湘江的涛声依然奔腾不息,躬逢盛世,古老的学院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今天是我们湖南卫视和岳麓书院共同举办这次千年论坛,我们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为千年学府的英名再添一丝亮色,千年学府的书香能够飘得更远、更久。好,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朱汉民先生为我们请出杜维明教授,欢迎!(掌声)


    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摆在我们面前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纪呢?记得在本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亨廷顿教授在他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中间曾经指出二十一世纪将是文明冲突的世纪,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著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却提出了另外一个几乎是完全相反的观点:二十一世纪将是文明对话的世纪。是冲突还是对话,历史自有评判。


    杜维明先生祖籍广东南海,1981年起开始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现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哈佛燕京儒学研究所讲座教授,是当代新儒家的顶尖级代表人物之一,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今天非常令人高兴的是,在岳麓书院和湖南卫视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杜维明教授来岳麓书院设坛讲学,他讲学的题目是《儒家文明精神与文明对话》,杜教授,请!(掌声)


    [ 杜维明  哈佛大学教授   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 杜维明:


    朱院长、湖南卫视和岳麓书院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大家好!


    我感到万分荣幸,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千年学府,而且对儒家人文精神作出极大贡献的岳麓书院提出文明对话的构想。就在今年十月七号到十号我在北京参加了纪念孔子诞辰2550 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由国际儒联所主持的,这个由17个国家的学术代表260 位学者参加的学术盛会,共同提出了160 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对儒家从曲阜,所谓洙泗源流发展到中原的文明,当然包括荆楚一带,然后从中国发展到东亚,又从亚洲面向全球,这个儒家发展的所谓三期,都作了超时代、跨文化和多学科的探索和研究。10月13号,我在贵阳参加了以王阳明的文场顿悟为主题的文化节,在修文县,也就是阳明顿悟的龙场,和贵州许多的学者乃至成千上万的同胞一起,来探索王阳明心学的一些基本价值,比如说,知行合一,致良知和事上磨炼,在1996   年到贵州的时候,还不是很多人知道王阳明,但这一次呢王阳明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对儒学的情况有进一步理解。前两天,我们在武汉和国内外著名的学者,象饶宗颐、任继愈、庞朴、李学勤和裘锡圭,大家一起参加了郭店楚墓竹简的讨论会,对儒家的原始古典的形态,特别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所体现的人文精神进行了一些诠释,进行了了解,因为这个出土的文物使我们对孔子第一代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有了一些文献上的证据。朱熹《四书集注》的编撰者曾经很明确地指出来,我们应该顺着《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的顺序来了解儒家的核心价值。《大学》所呈现的可以说是步步扩展、层层深入的一种修身哲学。如果用一个形象的语言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大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一个逐渐向外拓展的同心圆。这个同心圆的外圆应该是开放的,从个人到家庭、到社群、到国家、到世界乃至到人类的群体——宇宙。它是向外扩展的,同时它也是层层深入的,对应一个人的身体、我们的心知、我们的灵觉、我们的神明。就象陆象山说的,这个人文精神是一个十字打开的人文精神,一方面向外扩展,一方面向内深入。后来孟子所谓的“掘井及泉”,尽量在我们存在的条件之中向内发掘,一直要碰到一个能够向外通的源头活水。这一个思想的体系,不仅在中国,而且后来在东亚,现在在世界上也受到大家的重视。《论语》提出了“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在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担任了中国哲学系关于儒家哲学的课程。我第一就先问我们的同学,说“儒家的思想是为己还是为人?”. 当时绝大多数的在北大的同学,包括研究生,都说“那当然是为人,为人民服务,儒家的应该是为人之学”.我说这个和《论语》里面所讲的正好相反。《论语》里面提得非常清楚,“儒家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了师长,不是为了家庭,甚至也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的要求,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人格,为了发展我们自己人格的内在的资源,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人之学”.


    但是这个“已”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它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从这中心点来讲人的尊严,从关系网络来讲人的社会性、人的感通性、沟通性。所以儒家里面在《论语》里提出的一个基本价值,“仁爱”的“仁”的基本价值,它有两个向度:一个“为仁由己”,每一个人都可以阐发他自己内在的道德资源,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展他的独立人格;同时仁一定要感通,一定要通过同情,一定要能逐渐地展现。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语》所体现的不是一般我们所谓的道德说教。


    一位日本的学者叫今道友信,我跟他在韩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把《论语》当作对于孔子的人格美学的欣赏,欣赏他的人格发展,并不是说一定要学他的样子,而是说他的人格发展可以给我们灵感。”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语》里面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有美学的价值、有伦理学的价值,同时有宗教哲学的价值。在西方的学术界,美学、伦理学和宗教哲学是三块完全分割的。美学是讲人的感性、感情;伦理是讲道德的规约;宗教是讲信仰。我们要把我们的感情彻底地转化,才能够发展道德理性;我们要跳跃道德理性,通过信仰的飞跃,才能进入宗教的领域。但是儒家的道德感是在我们的感情之中体现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的,不是一套虚幻的、理想化的、抽象化的道德说教,它每一句话都有实际的意义。孔子和他学子、学生之间的交通,就是要体现这一种人文精神。另外,真正的道德理念必须要向外推展,不仅从个人到社会,而且要推展到人类全体,甚至要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有一种终极的关怀。所以儒家思想从《论语》所体现的美学、伦理学和宗教哲学是贯通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开始提出了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大问题,人和一般的禽兽有没有分别?文化和野蛮有没有分别?真正的公义和唯利是图有没有分别?霸道和仁道、王道有没有分别?就是《孟子》思想里面所体现的四个重要的辩论:人禽之辩、夷夏之辩、义利之辩、王霸之辩。人和禽兽不同,人可能是从禽兽经过了长期的演化发展出来的。从荀子的角度,所有的东西都有气,只有植物才有生,只有动物才有知,只有人才有义,所以人除了气、物质条件,除了生命、意志、情感,还有道义,所以人是由无生物、生物、动物逐渐演化出来的,感性觉性最强的一种生物、一种动物。从儒家的角度,这种人是具体地、活生生地存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一个抽象观念,所以一个人一定有特殊的族群,他有性别,他有特别的语言,他有出生的地域,他甚至有他不同的阶层,乃至他的年龄代,每一个根源,都是塑造人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些条件不是限制,假如我们能把这些条件转化,那我们虽然是某一个族群的人,我们仍然可以体现普遍人的价值;我们虽然有特殊的性别,但我们不会为性别所限制;我们有特定的语言,但我们的价值可以超越语言;我们有特定的出生地,我们对出生地有非常深刻的情感,可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也可以通过转化而超越我们的出生地,甚至我们的年龄代。因为这个原因,在《孟子》里面,他对两种思想进行了批评。一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杨朱;一种就是极端的集体主义。他说我要走的这条路是一条中道,是仁义内在,性由心显。所谓“仁义内在”呢,就是说道德价值不是外在的强制的枷锁教条,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资源,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自觉反省来发掘我们的内心。我们的人性可以从心的最有价值的一些感情来体现,比如恻隐之情、羞辱之情、是非之情、辞让之情。所谓“四端”特别突出同情,因此,孟子所谓的“仁”人的价值是从“不忍”逐渐扩展到“忍”。 我们不忍我们最心爱、最亲近的人受受难,我们把这种感情向外推,甚至推到动物、植物,这是逐渐扩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具体的,但是又有非常崇高的理想,把一个人的差别性和普世价值结合起来。我觉得在五四以后,我们有一种思潮,很极端的思潮,是从“忍”到“不忍”,我们对敌人“忍”,要狠打落水狗,慢慢地,即使对我们的朋友,乃至我的父母兄弟也“忍心”伤害。这和儒家传统有非常大的差别。儒家的思想是从“不忍”慢慢向外推,所有的情在这个领域里面都有价值,不是简单的温情主义。真正的情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情要向外推。假如不向外推,那它就变成自私自利,变成狭隘的家族主义、族群主义,乃至人类中心主义。如果向外推,它可以成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宽广的人文精神。很多国内第一流的学者到晚年发现这种人文精神的价值。比如冯友兰先生,晚年的时候认为“仇必和而解”,突出“和”,突出“沟通”的价值。甚至他要回到早年他所理解的张横渠所讲的四句话,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个宏观的人文精神在《中庸》里面体现得特别突出。在《中庸》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而有价值的信念。如果我我充分地了解我自己的人性,我可以了解一般人的人性;假如我能了解一般人的人性,我可以了解物性;假如我能够真正地了解物性,我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够参加天地大化流行中的那种创生性,那种发展;如果我能够“参天地之化育”,则我“可与天地参”,也就是说天、地、人可以成为一个全面的、整体的人文关怀。这个是人文精神全副地开展。这种人文精神有四个不可分割的向度,个人、群体、自然,还有天道。

    第一个,是每一个人要通过自己的修身,使得身、心、灵、神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业,《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第二个原则,个人和社会要进行健康的互动,而社会是从家庭一直到人类社会。这中间错综复杂,传统儒家特别突出家庭的重要性,不是简单的家族主义。而当代有很多思想家对所谓“礼教吃人”的家族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康有为甚至认为,五伦可以归约成朋友这一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这些伦常都不重要,要打破家族的困境。熊十力先生也讲得非常极端地说:“家庭为万恶之源”, 歧视妇女、对于年青人的暴力、对于弱势团体的不重视,很多坏的事情在家庭里面出现,我们要彻底地削减。这些激烈的批评虽有一定价值,但很情绪化。一个人如何和家庭、跟社会、跟更宽广的群体进行健康的互动,这是每一个人必须要通过自己的修身哲学来发展的。


    第三个基本原则就是人类全体和自然能够保持持久的和谐。

 

    第四是人心和天道能不能够相辅相成。有的学者说“天人合一”,在文化中国,包括港台、新加坡华人的地区,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到了他们七老八十的时候,都提出了这样的观念。象钱穆先生在他去世之前说:“我有一个很大的彻悟,就是说中华民族能够对人类全体的贡献,是一个‘天人’的观念。”另外冯友兰认为天地境界,熊十力说:“最后我要回归到大易里面那个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创生的观念。”梁漱溟先生讲“人心与人生”。乃至唐君毅先生提出“人的心灵的九境,最高的境界,是道德流行,人和天能够合一”这种观念。儒家所展现的这一种人文思潮,和西方启蒙运动所发展出来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大不相同。儒家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涵盖性的人文精神,要包括自然,也要包括天道。它不是一条规约主义,把人只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或者政治的动物,或者能够运用工具的动物,或者可以运用语言的动物。

    古典的儒家思想把人的多元多样做一个全面的掌握。人是感性的动物,人可以和人共鸣,可以跟自然、生物、无生物共鸣。即使是对无限遥远的星球,也可以有感情的联系。诗教陶冶性情,把人变成一个美学的动物。人是社会的动物,这是从《礼记》所体现出来的,人一定要跟其它的人进行长期的健康互动。人是政治的动物,《庄子》甚至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不可避免要在政治的环境中生活。这一面由《尚书》体现,最好的政治应该是仁道的政治,是清廉的政治,是让各种不同的人都能够发挥他们的才智、发挥他们的价值的政治。人也是历史的动物,有集体的记忆,我们经过长期的集体记忆,才形成了今天的文化。世界上有很多由古无今的文明,象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今天我们要了解这些文明,要到博物馆里面才看得到;也有有今但古并不很长的文明,比如说俄罗斯和美国。既有古又有今,渊源流长的文明不多,有印度文明、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意识特别强,所以它有强烈的沉积性。可是两三千年来悠远的历史意识和近百年来集体的健忘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另外,人有一种对超越的向往,对理念的追求、价值的追求,有一种终极关怀,这就是《易经》所体现的人的价值。所以中国的《六经》,事实上体现了六种不同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人是感性的、是美学的、是诗教的、是礼教的,人是有社会性的,人是有政治性的,人是有历史性的,同时人也是有超越向往、终极关怀的动物。这一个思潮在古代中国展现以后,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人文遗产。

    到了宋明,从十一世纪到十九世纪,这个思潮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岳麓书院对这一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在人生观和宇宙观方面,尤其突出。当时提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讨论“气、理、心、性”,都不是一些抽象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理念。这些问题和我们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当时朱熹和张栻(张南轩)在岳麓书院进行了三天三夜的辩论,讨论《大学》、《中庸》里面的“中和”问题,也就是“情”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恻隐等“四端”之情,也都有喜怒哀乐之情,这两种不同的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一种意见是,恻隐之情呢越多越好,我们越有爱心,我们越能够有同情感,我们越能恻隐,那我们就越象人。而喜怒哀乐那种情,假如我们不调节,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使社会发生各种不同的困境。所以有一种情是越多越好,有一种情我们要转换。这一些讨论后来在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发展。但在韩国的儒学有“四七之变”,就是“四端”和“七情”的关系系应该是什么?发展了一些非常复杂、非常有趣的理念。这些观点都是和我们如何在人伦日用做人的课题。如果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以仁、以爱心和关怀来发展人的道德理念。、

    王阳明在被贬到贵州之前那一年,也在岳麓书院做了报告。他的《大学问》里面特别提出“一体之仁”,从亲亲、仁民、爱物开拓出去,发展出去,“一体之仁”,这个观念又是有分别的。一方面是和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另外中间又有非常明显的远近分疏。这个非常现实,但又与非常深厚的理想主义相搭配。它不是浪漫主义,不是个人主义,而是一种非常高深的哲理。但是高深的哲理又能够在人伦日用之间能够发展。《中庸》中引用了孔子一段话:“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人伦日用,又有非常深刻的内涵,我们需要慢慢地去陶冶它。如果社会上没有这种价值,没有这种理念来陶冶,这个社会是很难安定发展的。

    我们认为,儒家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可以为文明对话提供丰富的人文资源。联合国最近决定了公元2 001 年是文明对话年。假如我们认为不同的文明有冲突的危险,那对话就更有必要。目前,如果要开发儒家的人文精神资源,为文明对话创造良好条件,我们必须发挥全面而深入的批判精神,使儒家传统能够进行一个成功的现代转化。这个工作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做。也就是,如何使儒家的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和欧洲启蒙的人文精神、包括自由主义的传统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进行对话。西方的启蒙提出了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尊严,这些价值现在在世界各地都被认为是普世的价值。现代化是一个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和个人权利充分发展的一个过程。一百多年来,从鸦片战争开始,很多中国的知识精英,认为儒家人文精神和小农经济、家庭伦理、权威政治和集体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得中国不能够充分地现代化,不能掌握西方所提出的一些非常有光辉而且能够普世的价值,所以强烈地批判儒家,把儒家当作封建遗毒,当作阻碍现代化、自由主义的绊脚石。我们要对这些批评全面而深入地加以体认、加以反思。如果不能使儒家的人文精神和小农经济,和保守主义,和一些不健康的家庭伦理、政治权威主义和集体主义脱钩,将来儒家的人文精神能够成为人文对话资源的可能性还是很小。当代西方的一些核心思想家对于启蒙心态开始进行非常深刻的反思。从生态环保的角度来看,完全以人为中心的西方所代表的那一套启蒙精神不管用,一定要超越。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发现启蒙所带来的精神有强烈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色彩,这个怎么消解?从多元宗教的角度,怎么样让启蒙以来的精神能够多元地开放,而不是一种狭隘的西方霸权?从社群伦理来看,怎么样能够突破极端的个人主义?西方学者已经在进行这些深刻的思考。中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朝鲜的学者,一百多年来对自己传统文化中的阴暗面,已经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个新的综合的出现。

 

    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个可能性。九年以前,我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课程叫“儒家的人文精神、修身和信赖社群”,课上大约有四五百个不同领域和年级的同学,我问他们:在你的价值思考中间,自由和公义平等的观念哪一个更重要?两个观念都重要,但一定要选择的话,是哪个观念比较重要?理性和同情这两个观念怎么选择?法制和礼教,人权和责任,个人和群体,你怎么样选择?75% 学生,包括文理科,选择自由、理性、法制、人权、个人。今年五月又作了一次调查,有50% 以上的人选择公义,不选择自由。因为美国社会的自由度比较大,大家发现社会不平均,族群之间的冲突太厉害。有50% 选择同情,特别是女性,有70%认为同情比理性更重要,认为只有理性没有同情就不能发展道德价值。法制和礼教差不多相等。人权和责任还是权利高于责任,但是已经相当接近。把人当作一个关系网络中心点,而不把人只当作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这样的思想也在上升,现在有45% 到50% 接受“人作为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 这和儒家的基本价值在很多地方非常相契。什么原因?并不是说现在美国的学生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根本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说不太可能。可是正如我前面所说,因为生态环保,因为女性主义,因为多元的宗教,因为社群伦理的发展,逐渐使得西方由过分突出自由,过分突出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主义,变得开始认识到其他的普世价值。这些其他的普世价值包括公义、平等、同情、礼貌、礼教、责任和群体,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情况。

    这次回到祖国之前,我曾经在汉城参加了联合国科学教育和文化委员会组织的全球伦理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主要是想通过文明对话来了解能不能够建构一个全球社群,有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因为是在韩国开会,因此特别探讨了儒家能够向全球伦理提供什么样的精神资源。1993年世界宗教学术大会有两个共同的信念。这两个基本原则和儒家的基本价值是可以配套的。第一个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最近张岱年先生也提出来,这个是恕道,恕道不仅是儒家伦理,也是犹太教的伦理,和基督教的“已所欲施于人”不太同,但是也可以配合。也和这伊斯兰教的价值有密切的关切。这个价值后面还要另外有一个价值,就叫“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另外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儒家传统里面有一种张载所谓的“为万世开太平”的观念. 也就是说,人类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能只考虑我们这一代人,还要为子孙考虑。非洲有一个谚语,地球不是祖先所赋予我们的财富,地球是子孙委托我们保存的财富。我们不能只考虑我们这一代,也不能只考虑过去,要考虑未来。儒家思想在这方面有很多资源。

    这些资源要靠什么样的人来发展?是靠少数的知识精英吗?是靠政治领袖吗?是靠企业界里面有权有势的人?靠媒体?靠什么?我们认为,如果要发展,要靠广义的公众知识分子。关切政治、参与社会,同时注重文化,就是公众知识分子,这些人不完全在学术界,还应该在媒体,在政府,在企业,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同时还要有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包括环保的运动,女权运动,帮助弱势群体的运动,保护消费人权益的运动。这些都是使得我们能够逐渐地为文化中国创造资源,来开发资源。有了这种创造,这种开发,我们进行文明对话就有了基础。正因为如此,我感到,如果想要使得广义的儒家人文精神成为人类共享的基本价值,必须在儒教文明圈的内部进行发展。我们要减少内耗,把积极的因素发扬起来,慢慢地通过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形成论域。


    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经过了很多的屈辱,很多的悲愤,经过了这段时间,现在正在腾飞。中华民族的再生是一个经济现象,是一个政治现象,同时也有深刻的文化含义,而这个文化的含义可以通过儒家的人文精神和很多其他价值来共同发扬。谢谢各位!(掌声)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杜教授的精彩讲学。正如我们岳麓书院的楹联所说的那样,值得我们“藏之名山,纳于大麓。”接下来我们将进入观众自由提问阶段。


    主持人:好,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观众发问的阶段,我看到网上的朋友已经非常踊跃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在这里有一位观众想问杜教授一个问题,我代为转述一下。杜教授,您不同意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说法,强调应该以文明之间的对话来代替冲突,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但是在这里想请问一下杜教授,具有不同价值取向和信仰的文明之间怎样才能对话呢?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在不同文明之间误解和隔膜仍然比较严重的这种现状之下,文明怎样才能避免冲突走向对话?


    杜维明:非常谢谢。这也是一个非常很有挑战性的问题。我和亨廷顿教授是同事,辩论过很多次。其实他也接受文明对话是必要的。如何能够进行文明对话?现在在西方有两个思潮,一个就是所谓历史终结。西方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个人主义已经占了上风了,只要全世界其他的地方都学这一套,能够现代化,能够西化,那就没什么文明冲突。另外一个,亨廷顿说不一定。有两个大的文明,和西方文明会可能进行冲突。一个呢,就是伊斯兰的文明,包括中东和亚洲的伊斯兰教;另外呢,就是儒家文明,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国、越南、北朝鲜,还有韩国,甚至有一部分可以包括日本,都整个受到儒教文化圈的影响。

    我认为应从多元的景观来看。西方的一个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在1957年,他说世界上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在塑造人类文明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对这四个思想家都应该有所了解。他所谓的四个思想家是苏格拉底、释加牟尼、孔子和耶稣。如果我们要扩大这个范围,应该也包括穆罕默德,包括摩西,包括老子和庄子。他们很明显地是不同的,但他们可以进行对话。基督教和回教和佛教来进行对话,在对话中间,儒家文明可以起一个中介的作用。平常基督教和回教对话,双方是属于哪一个宗教的,非常清楚。儒家参加了以后,情况就比较复杂。比如说,我第一次参加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在代表儒家的很多学者中间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基督徒,他们说:“我们是儒家式的基督徒。”现在也了解到,也有儒家式的佛教徒,也有儒家式的伊斯兰教徒。什么叫儒家式呢?就是说他是比较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儒家可以在文明对话中起中介的作用,这并不是说由儒家的思想来统合,而是说他可以起一个沟通的作用。这种工作我们现在慢慢开始了。所以最低的要求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同时可以通过“己欲利人,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来形成一种健康互动的可能。所以这个是一条路,我一直在做。我们在马来西亚已经有了回儒的对话,在美国有个基督教和儒家的对话,最近在以色列也有犹太教和儒家的对话,这个工作很艰巨但是有可能。


    主持人:谢谢杜教授。刚才导播告诉我,场外的观众也非常踊跃地打来热线,导播挑选了这样一个问题,由我代为转述一下。杜先生,您作为当代大儒,在全世界很多庄严神圣的讲坛上发表过演讲。您今天来到了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在当年朱熹讲学论道的地方谈儒学,谈文明的对话,您有什么样的感想?您对岳麓书院所代表的湖湘文化在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作用中有什么期待?


    杜维明:我当然很感激能有这个机会在千年学府朱熹和张拭辩论的氛围里来进行关于文明对话的讨论,这种机会是绝无仅有的。我最近考虑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地方知识能够发展一个全球的意义?这个和儒家的精神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一种思潮、一种经验、一种价值,它有强烈的地方性,强烈的根源性,但是它同时又为世界各方面的人所关注、所重视。现在在世界上面很多有普世意义的地方知识都是来自西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西方的后现代化理论、西方的结构理学、西方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各方面的理论都在全球各地方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是不是有具有东方特色,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价值、一些理念、一些经验能够成为全球大家所共享的精神资源?岳麓这个地方在古代发展出象屈原《楚辞》所代表的荆楚一带的精神文明。通过马王堆和郭店的发掘,更证明春秋战国这里就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它有它的地方特色,这个地方特色在宋以后越来越明显。从周敦颐到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当然还有毛泽东,在这个地方所发展的具有湖南特色的地方知识,不仅有全国的意义,也有国际的意义,所以它是一个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根源性和普世性很强的价值可以在这边充分地发挥。我认为这个价值是非常深厚的。


    主持人:好的,现在的现场观众呢可以自由发问了。请大家举手提问,好的,那一位。


    观   众:杜先生你好,我这问题很简单。我想请问杜先生,您如此不遗余力地推行您的新儒家学说,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促使您这么做呢?谢谢!


    杜维明:其实如果说我在宣传,在推行儒家的话,可能不是不是很确切,因为我的心愿是想通过了解认识来发掘它的资源,我的动机是人文学的动机。人文学在传统中国讲是文、史、哲,是对人的自我反思、自我理解、自我认识最贴切而最直接的学问。可惜现在在文化中国各地是用科技挂帅,所以对人文学的价值体认得不太够。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美国精英大学的校长,比如说哈佛大学的校长,专业是英国文学;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是神学家;史丹佛大学的校长是法律学家;麻省理工大学的校长是经济学家。十个大学的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以外,都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美国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实际的国家,但为什么对人文学那么重视?因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如果不能发展文化资本,而只是发展科技和经济,将来在复杂的现代社会是没有办法稳定前进的。那么,在文化中国的各地方,如何开发它的精神资源?如何能够创造它的价值领域?这是我一直的关切。儒家的传统就是经过现代转化的儒家的传统,面对西方的挑战,它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资源。所以你说我去宣传它,并不是因为我一种信念,就是说它一定好,我一不批判它,我就尽量去宣传它。而是因为我认为从问题意识上,它确实正好碰到了中华民族腾飞的时候,而它所要传达的文化信息,需要在储积精神资源这方面开发。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比较花一点力量来讲这个方面的道理。谢谢!(掌声)


    观 众:杜维明先生你好!我是湖南大学机械汽车工程学院本科应届毕业生,在这里呢,我个人非常希望您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假如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英国姑娘在这里追求我,而我本人也不是什么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那么我想请问您,我怎么才能将这场爱情进行到底?谢谢!(掌声)


    主持人:这种跨越东西方文明的爱情怎样进行到底?


    杜维明:因为我自己也是国际婚姻,所以我可能可以现身说法。(笑声)


    不过假如你认为她很漂亮,表示你的主观的感觉已经相当好了。假如她使你坐怀不乱,哦,不能坐怀不乱,表示你已经动心了。(笑声)如果她正在追求你,我的感觉,你还想逃吗?应该勇往直前啦!(掌声)不过我很了解跨文化的友情和交情,从行为、从态度,和从信仰各方面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不能掉以轻心。国际婚姻会不会造成家庭内部的文明冲突?要小心,要增加了解,也要有相当的心理准备。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个人的一个例子。我很多年以前第一次到印度,碰到一个哲学家,就把我的一些很不成熟的理念讲了一遍,我发现他完全不赞成,所以我用另一个策略又来讲一遍,看起来他还是不赞成,所以我想用第三个方法。我正在进行的时候,他说,杜教授你刚刚讲的我完全同意呀,你为什么又讲了一遍?我说你不是一直在摇头吗?他说,这是我们印度人说“是”啊,这“是”,“很好很好很好”, 我认为不是的话,会把头向上一仰。我没有了解他的文化信息,所以跟他那个时候没办法进行沟通。假如你有意愿,当然还有一点勇气,有一点浪漫的情调,要有国际的友情和国际婚姻的话,你要有相当大的心理准备。如果这个女孩子来自英国,那你确实要对英国文化有相当的理解,也希望她对中国文化有相当理解。把很多文化上面可能发生的冲突,在你们的交往的过程中减到最低。这样的话,可以创造一些真正的文明对话而不是文明冲突。(掌声)


    主持人:好,谢谢杜教授幽默风趣的现身说法,看来,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杜教授是首先从个人做起,好,接下来,请观众继续提问。


    观 众:杜教授您好,刚才您在演讲当中,我们注意到,您提出了“公众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而且热切地盼望广大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成为公众知识分子。那么,我想请问,您认为如何才能成为公众知识分子?您自己是不是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公众知识分子?您是否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是中国知识分子承担文化使命的一种必然选择?谢谢!(掌声)


    杜维明:如果按最低的要求,我们都是公众知识分子。最低的要求就是我们关切政治、参与社会、重视文化。这个看法跟葛兰西讲的有机知识分子是同样的。这个知识分子不是精英的观念,而是来自工人、农民、企业,但是对他的职业,对他的环境进行比较深刻的反思。所以这个意义下,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属于公众知识分子。但是你要说比较高的要求,要真正能够充分体现那个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我并不建议说要离开书斋,到公众领域摇旗呐喊。其实我们现在是要花很多的精力来进行一种虔诚的、长期的知识的积累。特别是近来中国各方面的运动太大、太多,我们没有积累,正因为我们没有积累,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薄弱,我们的价值领域比较稀少。但是除了积累以外,我们不能够只是通过职业、通过我们自己的事业来发展人文价值,我们要另外还有更宽广的关怀。假如有一批学者,他不愿意在公众领域、在媒体各方面扮演公众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们不仅有这个权力,而且我们有义务保护他们,让他们在最好的学术环境里面发展他们的学术,因为将来他会为文化中国储备更深厚的资源。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学术界、政府、媒体、企业各种不同的社会合作,把文化的理念发展出来。比如说“科教兴国”,和“科技兴国”是绝对不同的。科教的“教”应该是教育,而教育应该是人文教育在内的一种人文素质的培养,通才的教法。这些价值不能靠上面少数人的主观意愿来传达,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这些价值创造条件,从这个方面讲,我们需要有一种公众知识分子的出现。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在中国, Public intellectual这个观念在美国我们讨论得非常多。这种人格形态既非古希腊的哲学家,也非希伯来文化的先知,也不是僧侣阶级,也不是印度长老,也不是俄罗斯的intellectual,俄罗斯所说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政府的。我们现在要讲的,不仅是在学术界,也在媒体、在企业、在政府各方面大家通力合作,来为文化发展一些新的价值,所以这种意义下的公众知识分子要发展公众领域,但是这个公众领域是全面性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谢谢!(掌声)


    观 众:杜教授,你好。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当代的大学教育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教育。在校的大学生也在被告诉如何训练成为一台能够成功赚钱的机器。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学校园里面,正在进行文化素质教育,你有如何好的建议?谢谢!


    杜维明:谢谢你的问题,国内的情况我比较生疏,但这个很符合美国的现象。比如说哈佛大学,现在在美国的学生中间影响很大的,是Bill Gates,他在哈佛大学二年级就退学了,不愿意再上,他认为上学无用,他可以比你在学校里面念四年赚得更多,现在当然他是一个大财阀。哈佛我觉得是很不幸的,有些人认为哈佛很不错,很有名气。但严格的说,它有的时候可以是恶名昭著,什么意思?我这个不算是讲得露骨了,哈佛的名气是钱和权,最有名的学院是商学院,就是教你怎么样赚钱,另外是肯尼迪学院,专教你怎么样掌权。哈佛的校长要到北大访问的时候,我认为是奇耻大辱,因为哈佛的整个形象就是钱和权。其实这个学校能够成为3 00多年来的一个重要大学,真正是靠它的文理学院,而文理学院里面讨论的是知识的探求、价值的追寻,发展个人企业各方面的意愿也在中间,但不是完全钱和权的问题。儒家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在钱和权之外开拓了一个领域。业就是一批既无钱又无权的人,通过教育和理念在社会上可以发生极大的影响。朱熹、王阳明,再早期的孔、孟都是如此的人。假如一个大学只能够培养一些惟利是图的人,对人文学的文、史、哲,对于其他通识教育所需要的素质教育都不关注,那就变成一个学店,变成一个训练班了,你到技术学院去学这些好得很,何必到一个大学花那么多时间?从这个角度说,现在哈佛在做一个非常深沉的反思,商学院认为只培养赚钱的人是耻辱,所以开始要培养企业界的领袖,而不是为大公司行号赚钱的人。我们希望商学院能够培养企业的人才,希望肯尼迪学院培养有责任感的领袖,这个过程很困难。

        但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我讲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杰克·列蒙,很好很有名的演员。他哈佛毕业以后,到纽约去赚钱,没有希望。他的父亲是一个企业家,看儿子家里只有一张床,一个凳子,很伤心,想:“我花了那么多的钱让你念哈佛,出来以后,你一无所有。”而他就想做一个演员,做演员非常困难,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变成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体现了更多的价值。谢谢!


    主持人:谢谢!(掌声)


    观 众:杜教授,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的商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理想,就是想成为一个儒商,乃至一代儒商,我想请您从文化的概念上,能否谈一下儒商的这个“儒”跟儒学的“儒”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另外您对儒商的出现持何种看法?有什么评价?好,谢谢您!


    杜维明:在1995年联合国邀请我参加了世界社会发展沟通会议,在哥本哈根,中国有3 0个代表,都是属于企业界的,都是年轻的,30多岁的代表,我和他们进行了一次座谈。他们说你知道我们都是儒商。我觉得非常惊讶。所谓儒商就是有文化、理想,有文化担当的企业家,这个观念在传统有,现在在国内、在国外发展得非常好。在1993年我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华商大会,是在新加坡,后来1995年在曼谷,97年在香港,后来在温哥华,最近在悉尼,都开了,每一次都有上千人,儒商问题成为大家讨论的重点。儒商用我的话讲,就是企业界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一方面关切政治;一方面参与社会,同时他要为文化创造条件。山东最近举行过一次国际儒商的学术会议,就在济南,而且成立了一个国际儒商的学术研讨会,现在还有一些学人在办儒商大学。另外,马来西亚在三年前举行过一次海外华人,世界华人的儒商会议。所以儒商的这个观念我觉得很重要。常常人们有一个错觉,认为儒家是歧视商人,重农轻商,我觉得这个是不正确的。法家注重“耕战”,就是注重农民和军人,对于其他的领域它不重视。但儒家老早就是“士农工商”,农是生产,工是制造,商是通有无,都是社会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职业。当时最难说明有价值的是士,你又不生产,你又不造作坊,你又不通有无,你是吃闲饭的人,怎么办?所以孟子就说你不要把这些人看淡了,这些人可以上下合流。他的意思可以有天地的境界,他可以开拓价值的领域,他可以使人民的一些基本的理想开发出来,甚至可以批评现实政权。从这个角度上面,士也有他一定的价值,所以士农工商在儒家都很重要。到了明代,象黄宗羲就是“工商皆本”了,商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现在企业的发展是靠儒家式的企业家,特别重视文化的塑造,他这个企业的发展不是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要为社会的其他的文化事业创造条件。譬如我们最近参加的几次学术会议,不管是郭店的会议,或者北京的会议,都有很多的企业家加入。在岳麓书院捐赠孔子铜像的汤恩加先生也很明显的是一个儒商,同时他是一个儒教大学的校长。(掌声)


    观 众:您好,杜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如果说人们能够接受您刚才所讲的儒学的精神的话,那么您认为,人们应该更多地是从理性的层面上来接受,或者是从文化情感上来认同?谢谢!


    杜维明:这个问题我曾经考虑过,但是考虑得不是很深刻。大家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是同情的反应,但大家是一种经过理性的思考,认为你有说服力呢?还是因为民族或者其他感情的因素而比较容易接受?当然我自己的期待是,两种因素应该配合在一起。以前有一位学者叫列文逊,他曾经描述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特别是梁启超。他说梁启超是在感情上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理智上面完全认同了西方的文化。因为在感情上和中国文化联系,所以理智的批判不够。只是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文化呢,而感情的热力不够,因此他两方面都落空了。我们现在需要什么呢?需要儒学的传统不仅有生命力,而且要有说服力。它要经过一个非常严谨的学术思考的辩难,把糟粕充分地涂写,同时把它的精华进以开发。事实上我自己认为从“五四”以来,中国杰出的精英对儒家传统的批判不仅不是太过火,而是不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很多的知识精英认为传统的包袱要丢掉,我们才能够现代化。把传统对我们的不健康的影响当作包袱丢掉一丢了事,是把传统的那个阴暗面,它那个腐蚀的力量看得太简单。因为它已经流入我们得血液,到我们的骨髓,一丢了之不可能。一定要经过深沉的反思,才能把它传统的阴暗面去掉,否则它是泛滥成灾。你看当时鲁迅所讲的国民性那些问题,这个几十年来不仅没有被消除掉,可能变本加厉。那么另外呢,我和五四的知识精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你要对传统那么严厉地批判。你不要忘了,你要开发传统的资源,从感情从理智来开发。那个资源,精华的资源不开发,你只是去批判它。你如果对传统是粗暴的,你对西方所引进的价值也是肤浅的。假如你对传统有深刻的理解,你对它阴暗面进行长期的批判,对它的智慧进行一种开发、一种沉积,那你对西方的价值有更深切的理想,你对西方所带来的一些阴暗面的东西可以彻底地扬弃,所以这个两方面必须配合。(掌声)


    观 众:您好,杜先生,我是师大的博士生,我着手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国民现代改造问题,所以我想问杜教授一个问题,请问您在当代和未来,真正具备有您所说的儒家精神的将是些什么类型的人?好,谢谢!(掌声)


    杜维明:一个新型的儒家人格,应该能够有自由开放的胸襟,同时有强烈的责任感,同时有一种同情、爱心和仁道。这三个必须要配合。儒家思想认为一个人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物体。但虽然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但个人的价值,又不应该而且不能够被社会性所削减。比如新加坡说个人服从社会、服从国家是儒家价值,我认为这不是儒家价值,儒家的价值中,个人的尊严是不可削减的。如果社会腐化了,像屈原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那这社会腐化,我跟着它腐化吗?我的独立人格怎么能建立呢?孔子说,当时所谓“匹夫不可夺志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说,一个完全没有社会地位,完全没有学术传统的人也可以站起来,有他自己的原则、他自己的人格,能够发扬他的抗议精神。特别现在我们在出土文献中,看到子思子跟鲁穆公的对话,鲁穆公问他何谓忠臣,子思子说“恒称君之恶者为忠臣”,就是一直批评这个君王。鲁穆公觉得很不高兴,就问了另外一个人说:“子思子那么重要的学者,说一直骂我的叫做忠臣。”这个重要的儒者说:“一个为你服务的人可以为你牺牲,但是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前途。而一个人假如一直在批判你,而批判是为了高远的政治理想,这种人太难得了。”儒家有这种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精神,它是自由开放的。但是这种自由开放和西方所讲的特别突出权利,突出个人,而不注重社会的自由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它是有责任的批判。有责任的批判即韦伯所讲的“责任伦理”,就是他批判所造成的后果要负责任,也愿意负责任。而不是说批判到底,却完全不负责。


    这一种有批判性、有自由开放的心灵、有责任感的人一定要有非常强的同情心、非常强的爱心。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开始这个发生各种不同的分化,就全世界各种不同的分化。一批有权有势能够掌握信息资源、观念资源和其他的物质资源的人,假如他们除了责任感和自由开放心灵以外没有爱心,没有一种为弱势群体服务的一种信念,那这个社会将来越来越糟。美国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困境,最有钱的人、最有权的这些人,他可能有责任感,从法律的角度有责任感,但没有爱心,他不愿意把他的资源放在更宽广的世界来开发这个世界。从全球来说,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西欧、美国乃至现在工业东亚各方面的发展和非洲其他地方的穷困形成一个非常尖锐的对比。


    如果这个社会要真正重组,最少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幸福建立在比我们更痛苦的民族的痛苦上。我们需要有一种更宽广的价值出现。现在在社会上,特别是美国,有“中国威胁论”。因为中国的兴起一定会把资源重新分配,只是为了中国的前途。但是我认为,假如我们传统深厚的儒家的人文精神能够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发展应该为人类全球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掌声)


    主持人:好,谢谢杜教授,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可能只能回答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请现场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快举手示意。


    观 众:杜教授,你好!今天你谈到了文明对话的问题,我联想到了另外一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他们之间进行了对话,他们展望二十一世纪,得出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结论。请问您对这个结论有什么样的评价?谢谢!(掌声)


    杜维明:池田大作现在大概快有80岁了,他和汤恩比进行对话是三十年以前的事情。汤恩比和他对话是担心基督教文明可能会没落,所以他提出“中国世纪”,实际上是为西方敲警钟,和亨廷顿的观点有些地方相合的。但是我不能就这样乐观地接受二十一世纪文明是中国人的文明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