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条件下的文明对话——杜维明教授访谈录

发布刊物:《哲学研究》,2003年8期;第5-10页
发表时间:2003-08-01

    杨学功(以下简称“杨”):据我所知,早在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论”(1993年)之前很多年,您就开始致力于倡导和实践“文明对话”了。但是现在开展文明对话,毕竟离不开全球化的背景。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有些学者认为,所谓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而是以前在历史上出现的某些现象的急速、加速的发展。我认为可以这样看:以前的历史上,就有类似于全球化的现象,比如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传统,通过商人,通过军事,通过学人,通过传教士,已经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了,也就是已经有了全球化的过程。世界三大宗教,都没有特定的文化形式,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它都可以掌握。世界上有一些与其特殊的文化形式不可分割的宗教,如日本的神道。而儒家绝对不仅是中国文明的体现,也是东亚国家文明的体现,在东南亚、南亚也有发展的潜力。


    但是,在从西化到现代化的理论论说中,有两个非常强的预设:一个是同质化(homogenization),另一个是趋同(convergence)。这两个观念非常强。意思是说,17、18世纪欧洲所出现的启蒙,代表理性主义的启蒙,以后在美国的发展,在东亚的发展,是一种同质化的过程,其间的一些普世价值,比如自由、平等、人权、法治、个人尊严等等,将通向全球。很多西方学者都持这样的观点,最突出的就是海湾战争以后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宣称历史的发展将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在世界上的普及而结束。后来亨廷顿对“历史终结论”提出质疑。他指出,在西方文明之外,有两个大的文明会对西方文明提出挑战,一个是伊斯兰文明,另一个是儒家文明。但是其基本的构想仍然是西方/西方之外,并认为将来西方之外一定会与西方趋同。趋同的过程很难,但是会成功的,因为只有这一条路。事实上现在很多中国学者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比如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代化建设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什么叫做现代化?现代化有几个基本的要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个人尊严。一些中国学者认为,现代化就是向西方趋同。在以苏联为代表的欧洲社会主义解体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化,这一论说的力量更大。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全球化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如果说现代化与全球化有某种不同的话,那么最大的不同就是: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而全球化和地方化是同步的,有全球化就一定有地方化,地方化和全球化是互动的关系。有的是全球化的地方化,比如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18世纪以后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有的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全球化、国际化,比如日本的漫画,以及很多有地方性的东西,在世界各地如儿童文化里得到了发展。又如麦当劳,华特森(James Watson)写过一本书,认为麦当劳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地方化的成功,它每到一个不同的社会,都有适应这个社会的一些变通机制,比如在印度,有素食的麦当劳,在夏威夷有面食的麦当劳,在中国又有中国的特点。


    杨:一些跨国公司大概也吸取了麦当劳的经验,它们甚至提出了“全球化的思考,本土化的行动”的口号。


    杜:有这样的说法,行动是本土的,但思考是全球的。以前有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叫做“非此即彼”(either/or),这与西方笛卡尔以后那种排斥性的二分思维有关。按照这种思维,如果是心就不是身,如果是灵就不是肉,如果是神圣就不是凡俗,如果是创造者就不是创造物,如果是物质的就不是精神的。这种二分的思考模式肯定过时了,现在新的思考模式是“亦此亦彼”(both/and)。因为现在已经进入网络思维,而不是线性思维;不是简单的思维,而是复杂的思维。为什么阴阳的思考模式要比身心的思考模式好?因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之间既矛盾冲突,又能够互补。有这样一套理念,很多东西就变活了。比如气,又是物质又是精神,可以是气质的气,也可以是精气的气、灵气的气,范围很广。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虽然也是二分,但这种二分是整体与部分、内与外、本与末、上与下、先与后、深与浅等等。这些二分不是排斥性的,没有部分就没有整体,没有内就没有外,没有本就没有末,没有下就没有上,没有后就没有先,等等。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同时又是互动的,而且互动的过程是变动不居的。我觉得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一是从静态的几何的思考转向动态的发展的思考,任何东西都在动,不仅人,草木瓦石都是动的,都是各种不同的动力(energy)造成的;二是从“非此即彼”、绝然二分的思考转变为“亦此亦彼”、相互依存的思考。按照后一种方式来思考,看起来好像有点“模糊”,但这种模糊不是头脑不清,而是不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搞归约主义。这是中国儒家传统中一种很重要的智慧。考虑问题的时候,把具体的多样性包括在内,而不是把具体的多样性按照简单的模式割裂开来。抽象过程本身是一个简化过程,这个简化过程同时把很多复杂的东西消解掉了。


    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是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在全球化过程中,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文化,其所受到的冲击和伤害可能都是很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在复杂的表面现象中,存在着一些深层的可以互通的地方。但是寻找互通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过程,不是abstract universalism(抽象的普遍主义)。寻找抽象的普遍,只是在复杂的个体中转圈,跳不出来,没有超越的可能,那就不可能有任何对话。所以怎样超越抽象的普遍主义,同时又不局限于具体的相对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可以在其中引发出一些新的思维。这就需要对话。


    杨:我注意到,您的立场是既反对毫无个性的普遍主义、霸权主义的控制和垄断主义的行径,也拒斥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宗教排他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在关于全球化特别是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讨论中,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十分突出,可以说是全球化问题上各种分歧的焦点。这似乎就是一元/多元、同质/异质那个古老的哲学问题。请您具体地谈谈这个问题吧。


    杜:比如美国,“9·11”以后,问题突出起来了。在美国,单边主义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因为前苏联解体了,海湾战争成功了,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拥有最大的军事力量,最大的经济力量,综合国力很强,同时美国正在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像美国这样自保。但是“9·11”以后,人的安全问题突出了。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如此之强,是不是在美国的人民就感到很安全呢?回答当然不是。社会越发展,社会内部的相互关系越复杂,其可能受到的伤害就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说自己一枝独秀。


    一般的理解是,美国的优势,比如电脑、互联网,美国掌握的达到70%乃至80%,宰制性非常强,不要说在东亚、非洲,就是法国也感到受到很大的威胁,法国人还特别从文化上反对英文的宰制性。英文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势的语言,但英文本身也在分化,有多种的英文(Englishs),比如印度的英文,新加坡的英文,澳大利亚的英文,等等,甚至有人说美国和英国因为同样的语言而永远分家了,说明了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不同。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语言。假如人类的生存需要Biodiversity即生物多样性,那么文化的生存是否需要Culturediversity(文化多样性)或者甚至Linguisticdiversity(语言多样性)?现在成千上万的语言在消失、没落,处于消除、亡失的过程中。据说将来再过十几、二十几年,世界上只有600种语言了。现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语言,每一个小地方都有各种不同的语言,比如非洲就有各种不同的语言。处于消亡过程中的语言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一种语言的出现,它一定代表人类智慧的某一方面。比如对雪的了解,对夏天的环境的了解。我相信在阿拉斯加的语言中对雪的了解和非洲语言中对夏天的动植物的了解,是非常独特的。如果语言消失了,这些智慧也就消失了。因此多样性不仅是健康的,而且很可能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假如多样性逐渐地消解,人类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我们说,生物的多样性甚至地质的多样性都是人之所以生存的条件,那么是不是语言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也是人文环境得到发展的重要条件?这样说来,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西化的最大不同:全球化是一个与多样性、多元化同时进行的过程。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全球化既可以成为一个宰制性的霸权,也可以创造一个人类生命共同体。为了使它成为生命共同体而不是宰制性的霸权,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对话。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认同感很强,它既使你有一种归属感,也可以造成一种排他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要使它不变成一种排他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也需要对话。所谓对话的意思,就是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等基本精神得到展现。


    杨: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各种力量的参与,包括处于不同文明中的群体和个体。但是参与的各种力量并不是均衡的,这也正是很多人反对全球化的理由。他们认为,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虽然都是在一种世界性的名义下行事的,但实际上它们的游戏规则是受某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操纵和控制的。


    杜:这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也一样,总是感觉到国际上的游戏规则是人家定的,比如参加WTO,就得遵守相应的规则。但我有一种想法,讲起来可能过分乐观,就是:凡是越有权有势、越能够掌握资源的,就越应该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多的贡献,对人类和平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本来就有的一个看法。但实际上,从整个国际局势来看,首先它非常不公平。现在国际上的游戏规则,是宰制性的,美国特别强。有钱的人越有钱,有势的人越有势,能够掌握的资源更多,能够更有智慧,更有知识。比如现在讲知识经济,他的知识比你高,他就能够宰制你。


    杨: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贫富分化特别严重,形成了一个20:80的世界。


    杜:非常厉害。以前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水涨船高的趋势,它有这样一种信念,富的越富,但穷的未必越穷。就是大家都有好处,绝对量会增加。这个说法不能说完全是错的,实际上脱贫的国家也不少,比如中国,虽然其贫富差距超过美国,但它的总体力量在上升,大家的生活也在改进。也就是说,蛋糕越来越大了,虽然分配非常不均,但现在比过去好得多。但是这种情况是不稳定的,不仅不稳定,而且还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不是说西方的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的声音都有。现在真正反全球化的力量主要来自西方,来自劳工,来自生态环保,来自女性主义,来自很多有国际视野、国际理想的人,来自有些强势的知识分子。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化是两个精英的力量和一个大众文化的力量同时并进。精英的力量一个是达沃斯代表的经济全球化,这个力量很大,它是经济的力量;另一个是美国的学术界所发展出来的反全球化的论域,但也属于全球化的范畴,比如女性主义、生态环保的意识、文化多元的意识,这些都是美国学术界发展出来的全球意识。另外,一般所了解的全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是来自饮食,比如麦当劳、肯德基,或者是传媒,或者是电影,如好莱坞的电影,流行歌曲,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不管你到什么地方,都会接触到这类东西,其对传统的影响非常大。这样说来,你如果看中国,小孩喝的是可口可乐,吃的是麦当劳,玩的是电子游戏,看的是美国电影,他们看的学的都是为将来打造美国梦。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以前多用汤因比的模式,即刺激——反应模式,但这一模式本身是有问题的。这个模式,一个是动力,即冲击的;一个是接纳的,怎样回应。就像以前西方对中国的冲击,中国有所反应以及如何反应。现在全球化的力量带来四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就是被它吞没;一种就是共存,非现代、前现代的和全球的、现代的共存;还有一种就是创建性的融合,这是最好的;此外还有一种反应就是强烈的排拒。要么吞没它,要么被它吞没,要么排拒,要么作出一种新的综合。因此出现了好几个模式,中国的模式是最值得注意的。有一个学者叫做彼特·伯格(Peter Berger),他编了一本书Many Globalizations,即《多种多样的全球化》,副标题是diversity in a contemporary society,即“现代社会中的多样性”。其中第一篇文章是一个华裔学者阎云翔写的,他是哈佛燕京培养出来的人类学家,现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他这篇文章讲得非常有趣,叫做“Manage Globalization”,即怎么样来管理和控制、构造全球化,这是中国的办法。一方面欢迎全球化,另一方面尽量通过各种力量影响和左右全球化。另外很多地方如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也多少采取了这种方式,让它进来一些,同时防止一些。新加坡是非常好的例子。印度也有它自己发展出来的全球化的趋向。不要以为全球化过程中自己总是被动的、被主宰的,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以前有一个观念,就是认为相互的交往和竞争是零和游戏,比如100分,你拿了70分,我就只有30分;我抢你10分,你就变成60分,而我则达到40分。但是现在人们发现,相互交往和竞争是正和游戏,可以导致双赢的结果。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我觉得反全球化和赞成全球化的,都分化了。你不能说有一批人一定是反全球化的,而另一批人一定是赞成全球化的。比如美国的劳工反对全球化,是因为怕外劳来,抢了就业岗位,降低自己的工资。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有能够打破的界域都被打破了,比如商品、市场、资金、知识、技术、管理、服务等等,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还没有实现。在涉及移民的问题上,国家的管制很强。比如你们要来美国,是很费劲的。我想,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今后可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什么地方需要劳动力,劳动力就可以流向什么地方。


    杨:您曾经说过,在毫无个性的普遍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空间,这是跨文明对话可能出现的场所。这可以理解为,在您看来,文明对话是需要前提和条件的。


    杜:是的。文明对话预设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它承认平等和差别。没有平等,对话就缺乏共同的基础;没有差别,对话就没有必要。如果说平等确立了跨文明对话的基础,差别便使这项共同事业显得更加可欲、必要、值得和富有意义。作为致力于对话的搭桥者,我们意识到不同传统中存在着共同价值,正是这些价值把我们维系在一起。我们在合作发掘这些价值的相互联系时也意识到,多样性可以使我们营造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共同体。我前面说过,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繁荣的必要条件。然而,某些在既往社会和文化条件中存在的差异观念往往导致个人反对个人、群体反对群体、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的局面,随之而产生的歧视造成了不和、暴力以及对人权的大规模侵犯。在倡导多样性的同时,我们谴责民族中心主义以及各种极端形式的沙文主义。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各种伟大的民族和宗教传统已经在我们这个世界营造起辉煌的精神景观,超越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对立的交流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尽管在对立的共同体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但超越这些对立,建立更多的联系和互动,一直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大趋势。从历史上看,每一个伟大民族和宗教传统都会遇到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或观念体系,它们也经常从这种相遇中获得巨大活力。通过学习他者,某一既有传统可以大大开拓视野。例如,基督教神学便受惠于希腊哲学,伊斯兰教思想也曾经从波斯文学中获得启示,中国思想史则因公元1世纪传入的佛教所负载的印度思想而变得更加丰富。对多样性的真正接受使我们可以从由衷的宽容走向相互尊重,并最终达到彼此之间的欣然肯定。在宗教、文化、种族和民族的背景下,无知和傲慢是造成固执、偏见和仇恨的主要根源。通过对话,我们将学会最大限度地欣赏他者的独特性。我们将真正理解,一个由不同的人和文化融合而成的绝妙的多样性整体能够丰富关于自我的认识。对话推动我们努力实现一个真正的包含所有人的共同体。


    杨:您刚才讲到,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一些共同价值。承认某些共同价值的存在,似乎是文明对话得以展开的前提。


    杜:确实存在着一些普世价值,比如自由、理性、法治、权利、个人尊严等等,这些价值可以充分普世化。但在这些价值以外,还有一些可以与它互补,也可以普世化。比如与自由相联系的有公义、正义;与理性相关的有同情,或者慈悲;与法治相关的有礼仪;与权利对应的是责任和义务;与个人尊严对应的是人作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中心点。这些方面都可以互相配合。儒家人文精神中的四个侧面,个人、社群、天道和自然,是可以向四方展开的关系网络。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大家认为没有透明度、官商勾结、贪污腐化等,都与东亚儒家文明有关系,这是不可推卸的。但是另一方面,共赴国难,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希望政府以强势的力量来导引大家为了社会的福祉而作出贡献,这种努力也和儒家文明有密切关系。所以它自己能从危机中走出来。


    杨:您有一个说法:对话不是一种说服的技巧,而是一种需要精心栽培的艺术。


    杜:对。假如你有这样一个信念,真理在我,我是代表真理的声音,我有责任要你接受我的看法;如果带着这样一种态度,矛盾冲突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现在很多从事对话研究的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例如Hans Kung(孔汉思),他有这样一个看法,即认为儒家的两个基本原则是文明对话的基础:第一个是恕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个是仁道,也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充分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这一点非常重要。儒家有这样的气魄,因为儒家讲殊途同归。我认为对话首先不是要去传自己的道,其次也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的道理说清楚。那么对话是什么呢?是要增加自我反思的能力,同时要了解别人,通过了解使彼此的视域能够得以展现。真正的对话是要学到未知的东西,倾听不同的声音,向不同的视野开放,反省原初的预设,分享真知灼见,发现彼此心领神会的领域,并为人类繁荣开辟出最佳路径。如果那种迫使他者皈依的意识压倒了倾听和学习的渴望,对话便会陷入困境。


    杨:对话显然不同于对抗,因此要超越“either/or”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达到“both/and”即此即彼的方式。如果固执于传统/现代、东方/西方、南方/北方、我们/他们等人为设定的二分意识,那么对话显然是无法开展的。


    杜:所以我对一些提法感觉到很不安。80年代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有一种提法,就是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21世纪是东方人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种提法是很不健康的。为什么不健康呢?因为它不仅没有超越原来的二分观念,而且运用的是同样的游戏规则,只是角色变了。整个游戏规则仍然是宰制性的,要么你赢,要么我赢。前五百年你占上风,现在轮到我了。以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现在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我的想法是,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人类文明,包括基督教的文明、犹太教的文明、伊斯兰教的文明等,都要针对启蒙所发展起来的强势的意识形态进行反省。我刚才讲到强势意识形态有很多价值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还不够,需要其他的资源使它的价值、它的光辉能够真正发挥。文明对话的目的就是面对现在人类所碰到的困境,包括生态环保、暴力、核战等各方面的问题,使轴心文明的智慧能够在更广大的领域展开,并且使它不要走向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