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教授谈东西方价值观

发布刊物:《联合早报》1995年4月9日,又载于《新语文学习(高中版)》,2006年4期,第17-19页
发表时间:1995-04-09

 

      问:新加坡政府最近一直在强调亚洲价值观。根据您的理解,亚洲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提倡亚洲价值观又有什么积极意义?


      答:这不仅是新加坡的问题,马来西亚,乃至日本、台湾、中国大陆也提这个问题。一个很具体的情况,就是1993年的曼谷会议。那次会议,有49个亚洲国家签署了《曼谷人权宣言》,日本没有签,可能是基于政治因素。《曼谷人权宣言》就想办法突出亚洲伦理的特色,以面对西方人权的挑战。根据我的理解,具体地说,在很多基本的价值取向方面,亚洲伦理和现代西方文明之间,有许多相异的地方。


      其一是出在对人的理解上。到底人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呢?还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在亚洲,大半认为人是社群的一部分,是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西方学者现在也慢慢了解到这个重要性,认识到即使是把人当成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也不一定会消解掉人格的独立尊严。就是说,人的社会性和他的尊严可以配合。


      其二,究竟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冲突抗衡组成的,如卢梭所谓的契约论,还是经过长期的共识慢慢地塑造成的?东方伦理认为,社会是一个信赖系统,就是说,即使是有冲突抗衡,但也有一个很基本的信赖。没有信赖,就没有社会。儒家有一个很基本的信念,就是不能"足食足兵民无信"。有人问孔子,如果必须在食、兵、信之间作出抉择,要怎么办?孔子主张先去兵,再去食,但不能去信,因为民无信不立。信是非常重要的,信就是trust。整个东方社会都很重视信。


      其三,政府可不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作用?在西方一直有一个毛病,就是认为政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罪恶,是inevitable evil或者neccessary evil。但是,在东方社会,人们认为政府可以扮演积极的作用,就是贤人政治。贤人是通过人的自我人格发展,到了个人力量增加了以后,就要对社会群体负起责任。换句话说,政治的责任感和个人的道德素养可以配合。


      其四,西方自从启蒙运动以后,在很多学者认为,一定要价值中立。我觉得这跟东方伦理不一致,价值不能中立,一定要有道德的选择。


      其五,就是对家庭的重视。西方的学者最近才发现,现代西方发展出来的政治理论,家庭不仅不重要,几乎不成为关切的论题。在西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以谈家庭,但政治学家不谈家庭。从儒家传统,即《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角度看,家庭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家庭可以培养有政治责任感的人。另外,家庭的稳定是使得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的重要力量。


      其六,笛卡尔以后的现代西方文明,有很多抗衡的,或者是绝然冲突的价值,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譬如身和心、精神和物质、天和人、个人和社会,都是冲突的。但东方的思想,却是即此即彼,是这个又是那个,儒家有很多基本的信念,如本末、内外、先后、上下、浅深、部分或群体,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譬如《易经》里提到的阴阳,阴阳一定是互补的,当然也有冲突,但却是既相克也相生的辨证的关系。


      总之,从基本的思惟模式,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与天的关系,乃至对于家庭,对于人的社会角色等各方面讲起来,亚洲伦理和现代西方伦理有所不同。


      至于说提倡亚洲价值观有什么积极意义呢?我认为,提倡亚洲伦理可以补现代西方启蒙心态以来,所发展的强势意识形态之不足。因为这个强势意识形态,有几个很大的失误,首先是一种凡俗的人类中心主义(Secular Anthropocentric),就是把人的能力膨胀得很大。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人要征服自然,而征服自然是非常不健康的。虽然荀子也讲"人定胜天",但儒家真正的大传统是要跟自然和谐。


      此外,西方过分突出个人主义、过分突出自由,对平等和博爱不重视。还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现代西方并没有完全落实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大理想。所谓博爱,其实应该叫做Fraternity,意思就是社群(Community)。在西方,这项理想一直没有得到好好的发展。当西方的宗教组织受到威胁,宗教权威没落,家庭崩溃,其社会就出了很大的问题。反过来,在回教社会或者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东方社会,在维持社群的方面,有很多积极的作用,可资现代西方社会借鉴。


      问: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时期,欧洲出现了一批启蒙巨匠,除了卢梭之外,还有伏尔泰等人。伏尔泰甚至被称为欧洲的孔子。请问,这批启蒙大师是否受了东方思想的影响,并结合了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经院哲学,产生自由、平等、博爱三大理想呢?


      答:可以这样说。启蒙大师确实受到东方思想的影响,而且是很大的影响。其中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一直在他家里挂了孔子的像。


      西方认为自己一枝独秀,甚至对东方作出许多不合理的批评,是19世纪以后的事,特别是黑格尔以来。黑格尔认为,东方文明是人类的曙光,太阳光芒万丈一定在西方。这种看法,把东方文明当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西方文明是高级阶段。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到现在,很明显的,提倡亚洲伦理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就是说,经过亚洲知识分子长期地、虔诚地、全面地学习西方,而没有全部放弃或摧残自己的文化资源,可以知己知彼,把东方文化的一些长处,在经过西方挑战以后,不仅没有消灭,而且能够有生命力的这些价值拿出来,和西方进行平等互惠的沟通。


      问:东西方价值观能互相结合、相辅相成,而不是发生恶性冲突,从而为全体人类的未来福祉作出贡献吗?


      答:现阶段有很多学者被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观点影响或干扰,但即使文明有冲突,文明对话应该是大家努力的目标。即使将来冲突不可避免,但某种沟通理性的出现,使得冲突不会变成杀伤力太大的祸害,我想是可能的。


      从儒家的立场看,我有这么一个构想,就是儒家想成圣成贤的理想人格,在现代的自由民主社会,要比传统的专制社会和现代的权威社会,更能够充分发挥。这是我第一个命题。


      其次,儒家有很多非价值或反价值,例如三纲就是反价值,要经过现代西方的民主、自由、科学、法制、人权、理性等观念的挑战,使儒家能够现代化,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假如儒家传统经过长期的磨练,接受了很多西方文明的考验,而把它的糟粕去除以后,它的精华还有生命力,跟它原来的文化生命的源头活水,有核心价值的东西没有违背。这样的话,从事儒家研究的一些人,包括政治家、学者,就有权对西方现代文明所导致的很多重要的缺陷,譬如极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进行批判。这是我第二个命题。


      不过,如果我们自己的记录或成绩,还处在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儒家的资源还没有充分的发挥,或者还没有经过创造性的转化,我们并没有资格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做很大的批评。


      问:您曾经针对亨廷顿教授的文明竞赛论发表评论,批评这是一种建立在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上的两极分化理论,充分暴露出西方霸权的心态。但是,根据近现代史的反殖反帝过程,回教世界和儒家文化圈确实曾经共同面对,可能还在面对着以基督教文明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列强的压迫,从而使回教世界和儒家文化圈具备了同仇敌忾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回教文明和儒家文明携手与基督教文明抗争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呢?


      答:杭廷顿运思的基本结构,他自己也很坦白地说了,是The West and the West,就是现代西方面对全球挑战的模式。这个当然是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在这一方面,他也有一点接受了汤恩比忧虑基督教将来可能面对困境的观点。最近,他也常常引用斯宾格勒关于西方没落的观点。可是,从轴心文明,即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交互影响的角度看,他的论题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首先,世界三大宗教,除了基督教和回教以外,应该是佛教,但杭廷顿的理论几乎没有提到佛教,因为佛教不属于地缘政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如果我们谈宗教问题,就不能以地缘政治作为了解宗教精神文明的健康互动的基础。


      如果从伟大宗教文明之间的互通的角度来看,我想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人类文明是不是进入了第二个轴心时代(Second Axial Age)。什么叫做第二个轴心时代呢?第一个轴心时代出现在公元前六世界以前,在南亚出现了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在中国出现了道家和儒家,在中东出现了犹太教,在希腊出现了从宗教到哲学时代的希腊。犹太教后来发展成基督教和回教。从这个大的传统来看,犹太教、基督教和回教是属于一元神教,而回教从七八世纪以后,是使得西方文明能够从中世纪发展到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助缘。如果不是通过阿拉伯文和回教文明,这个发展很难。毫无疑问回教文明是属于西方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亨廷顿没有考虑到的一个大课题,就是到了2000年,回教将成为美国的第二大宗教,仅次于基督教,比犹太教的人数还多。佛教在美国也有一些发展。另外,基督教在东方社会,很明显的,也有很大的发展,最突出的是在韩国,已经有30%人口是基督徒了。另外,基督教在中国也有千多年的历史(从景教传入中国算起),如果不把景教算在内,至少从利玛窦以来,也有近400年了。


      中国有一个基督教发展的盛世,就是1610年到1660年。现在,基督教在中国发展也非常快,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徒,已经快接近8000万。这个也许是过高了。此外,中国也有5000多万回教徒。所以,不能说基督教和回教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此外,回教不仅是中东的文明的突出体现,最大的回教国是印尼,如果把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也算在内,回教文明也是亚洲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地球,在非洲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回教和本土宗教三分的情况,所以这个蓝图是蓝色中间有黄色,黄色中间有蓝色,分得非常细,非常复杂。因此,你把这个世界看成基督教文明对抗回教文明和儒教文明,完全从政治抗衡、地缘学说来看,我想一方面太片面、肤浅,另一方面也许不符合事实。


      你所谓的基督教文明,可能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西方文明,也就以浮士德精神为代表的侵略性非常大的凡俗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包括科学主义、物质主义、实证主义、现实主义等。这种思潮对基督教的精神性有极大的杀伤力。所以,基督徒事实上对这种现代文明,也感到不安。犹太教徒和回教徒也一样。所以,才会出现了反现代,反物质主义,反科学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主张回到精神源头。


      在宗教互通这个层次下面,一共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排斥性,如原教旨主义;一种是综合性,就是容纳性的,包容性很大,就是把各种不同宗教的价值都包括到我这一家里面,成为我的养分;再有一种是宗教多元主义。我认为第三种比较现实。


      亨廷顿的论文里面,讲这个世界上有七八种或八九种文明,将来不可能被一种所吞灭,必须共存。换言之,世界各大宗教同时并存,取得某种协调的前景,是不可忽视的。假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多元,了解多样。正因为如此,又怕走向极端的相对主义。因此,我们要特别强调社群伦理,全球的社群伦理。而这个社群伦理的出现,跟各种不同的宗教文明都有很内在的联系。回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儒家各方面都可以分头努力,为这个能够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全球伦理作出贡献。这个工作,我想可能更现实一点。所以,我们才强调文明对话。


   


      问:您强调文明对话,最近也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回儒对话会。我们知道,"天人合一"是儒家或儒教的终极追求,请问这与印度教的"梵我一如"有无共通之处?或者说,儒家思想和印度教文明之间是否也有对话的可能?


      答: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印度教特别突出真我(Atman)和大梵(Brahman)的合一。


      印度教有一个相当全面的人格发展过程:一个人先做学生,学习知识;然后做家长,组织家庭,完成世俗任务;接着到森林里做隐士,成为忍辱、苦行、精进的求道者,这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大方向。就是说,一个人除了要做学生,满足你的社会责任,也要尽量的完成自我。而完成自我就是使真我和大梵合一。


      这和儒家传统有很大的不同。儒家认为,个人人格发展的过程,是在礼所代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世界里完成的。你从生到死就是在这个世界活跃,不能离世。孔子自己也说过:"鸟兽不可同群"。这样讲起来,好像儒家和印度教的精神有很大的距离。


      孔子说的儒者所学的是"为己之学",也就是充分地体现自己最内在的精神价值和生命源泉,譬如颜回所代表的好学、奋勉精进。这有个过程,开始是闻道,然后是知道、悟道,再通过修行达到了道和成道。整个过程是在人伦日用之间,但却不是一般所谓的凡俗之路,而是人的终极价值充分体现的这条路。从这方面来讲,人的自我超升,意味着要转化,就是颜元说的"不为世转,而要转世",而这个转世是向精神方面发展的。


      对于印度教所体现的那种苦行的精神,我们当然可以欣赏,对儒家学者而言,也是一种智慧和灵感的源泉。


      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假如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印度文化,包括西藏文化,不是把它们当作发展中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和落后的意识形态,而把它们视为很丰富、很充分的精神资源,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以富强为归依的发展路线的一种挑战的话,那我认为,至少在精神层面,中国知识分子就比较成熟了。


      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被现实性、物质性、科学性乃至实用性限制、阻碍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能重视印度的精神领域,对中国知识分子,将是一种启发。


      问:现代工商业社会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其一切典章制度都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在亚洲,大多数国家地区的生产力还是很落后,人民还是很贫穷,因此,如何展开经济建设,快步跨入现代工商业社会,是这些国家地区的当务之急,而不是强调精神文明。请问,这些较落后的亚洲国家地区应该怎样处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


      答:这个问题很不容易谈。但我也对它想过了一下。最近,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了一个世界社会发展高峰会议,峰会触及三个课题:贫穷、失业、社会解体。反面看起来,就是要怎么从穷困中解脱出来,怎样让失业者重新就业,怎样让解体的社会重新整合。这是全球人类必须注意的课题。


      去年10月,联合国在斯堪的那维亚举行了一个"社会发展的伦理与精神层面"研讨会,集中讨论以上几个课题,结果发现要解决它们,单从经济着手是不行的,要改变人生观、世界观,要改变态度,要改变很多东西,经济才能发展。


      价值往往是社会分配资源的标准,价值不出现,资源就很难分配。譬如说,在好多年以前,联合国已经议决先进国应该以全国总收入的0.7%来扶持贫穷国,协助它们发展。到现在,绝大多数的先进国都没有办。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此外,我们也发现到,要把贫穷地方带入现代文明,首先要了解它们的精神资源,如果只是把钱拿去,或者把一些跟它的社会结构完全不相容的制度带进去,它不能生根,也不能发展。即使有发展,也是短期的,将来也是要失落的。因此,即使是处理世界贫穷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忽视伦理和精神的层面。假如西方世界没有自觉,假如大家的态度没有改变。这个情况只会恶化,不会进步。


      将来,当然是地球村的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整合,可能是冲突、抗衡和歧视。


      问:随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贬值,中国大陆出现了空前的价值"真空","一切向钱看"成为了人们的行为准绳,全国官民"上下交征利",危机四伏。中国人应该怎样应付这个局面?价值真空如何填补?新的道德权威能树立起来吗?


      答:我们要注意文化交流和价值转换所活动的范围,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信息社会,是没有国界的。


      在经济上就可以看出来,例如香港和华南地区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台湾和福建的经济关系,也比较密切;韩国和山东也一样。


      另外,在大陆任何一个地区,它如果有创发性的话,都可以跟国外各种不同的公司行号、中小企业发生各种不同的多向联系。所以,中国已经逐渐的走向多元化。有企业出现,有相对独立的媒体出现,有敏感度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各方面的声音,也可以听得到。


      在这一情况下面,我们不能把中国大陆的情况和我说的文化中国,也就是广大意义上的中国脱开来。这是一个正在互动的局面,价值的源头可以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很遗憾,就是新加坡在大陆的投资和经济咨询都很可观,但在把儒家的价值或社会的清廉等方面,广度地传到中国的工作,却做得比较少。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大陆现在有很多人出国旅游,去年到美国的就有上百万人。那么多人出国,使得很多不同的价值,可以逐渐通过各种不同渠道传进去。从这个大的背景来看,它将来的价值重建是有可能的。


      我有时说,不要把边缘和中原的关系看得那么死。常常在边缘,因为发展得比较好,它可以对中原产生导引的作用。所以,不能只是看中国大陆的内部,还要看文化中国的互动。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到底"中华",也就是由各种不同的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来要怎么发展?民主进度如何?它将来对商业大潮,对商业化,对庸俗文化等问题怎么处理?这些都是待考的。


      但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总体,包括华裔,逐渐逐渐地起来了,真正的站起来了,经济条件比较好,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源正在发挥,自觉度也比较高。我说的是一种比较群体性,而且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在这方面,假如大家能够来探讨精神资源,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受到科学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甚至一种工具理性和社会工程的影响。很多长期的文化建构,都认为是一种奢侈,认为是无用。甚至有些人认为学术无用,不要说是精神文明。


      现在不同了,大家开始重视精神文明的再建,我说是有一些文艺复兴的契机。在这个情况下,很多被边缘化,甚至被摧残的精神文明,比如说佛教、道家,可以慢慢为中国广大的社群所接受。


      实际上,中国佛教和道教真正所体现的是儒家伦理,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佛教目前在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力,但都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基本上都是大乘,而在它背后的,往往都是儒家伦理。


      这些精神文明如果可以发展的话,是能够逐渐改变人的素质,也就是宋明理学家所谓的变化气质。现在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素质问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是希望能在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的这个时候,它的文化资源慢慢累积要厚。


      这时,要出现一些像样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宗教神学家。一方面,这些精神资源能培养这些人物的出现,而这些人物的出现,又能使这个资源更丰富。


      可是,这是一个比较乐观,比较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情况也许正好相反。譬如说,台湾在解禁以后,几乎所有文化界的杂志,都破产了。像《当代》,现在也维持得很辛苦,其他都是娱乐的、旅游的和企管的。中国大陆现在也有这个情况。


      当然,我希望这只是一个过程,不是长远如此,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