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并不遥远——杜维明与陈来纵论儒学如何走向世界

发布刊物:哈佛大学东亚系杜维明教授办公室
发表时间:2006-08-08

  一

  陈来:首先我给您介绍一个情况。今年年初,《光明日报》设立了一个国学版,用一整版的篇幅来介绍国学知识。这件事出来以后,从上到下,大家的反应相当积极、热烈。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杜维明:我觉得《光明日报》此举是开风气之先。所谓开风气之先,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知识界、学术界和文化界。国学版一方面有学术意义,它倡导真正的学术研究;同时对于知识界,它可以促进形成一种共识;此外它还能够提高文化界的水平。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这件事是开风气之先。

  陈来:您说得很对。国学版确实是从学术界到知识界到文化界这样一种扩散,它面向的公众面是非常宽的。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曾出现过一次所谓的“国学热”,但仅限于北大,整个社会对于国学的关注程度还谈不上很热。但是这几年,从企业界到文化界、教育界,社会大众,包括小学生家长,都对国学有了更多的关注。

   杜维明:中国的“国学”在海外,不管是在欧美还是在日本,基本上凸现的是它的文化价值。在日本,早上它的国家电视台时常播放唐诗。先是用现代汉语,然后用日语,最后是解释。所以一讲到中国,大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文化。我也注意到,在国学问题上一开始就有争议,有不同的观点出现,但我觉得无论是从研究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来看,这种争议是一个好事情。而最坏的情况,就是把它当成不相干的东西,把它边缘化、淡化,人们对最深刻的文化传统没有敏感度。这是最危险的。

  陈来:我记得以前您有一个说法,说由于不少现代知识分子把国学看成不相干的东西,使得中国文化传统对我们来说正在变成一个“遥远的回响”。现在从国学版创刊等情况可以看出,国学在今天已经不是遥远的回响了,而是变成贴近我们生活,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一个新的有活力的文化因素。

  杜维明:是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屈辱、悲痛、愤怒而又感到无力。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军事、政治、社会乃至文化认同都出了问题,直到“五四”。这段历史非常深刻。现在我们当然从低谷走了出来,但是不要忘了那种强势屈辱下出现的一种心灵畸形。确实有一种强烈的反传统心态长期存在于知识分子之中,有些人把传统当作包袱想把它丢掉。对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批判精神我们应该有所肯定,但是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因为传统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血液。

  陈来:我现在比较乐观一些。这一次国学热跟以前不一样,基础比较厚、比较稳。新世纪的对国学的关注,应该说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背景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

  杜维明:这个我完全赞同,国学开始家喻户晓。我感觉到,从1994年以来,特别是到了2000年以后,情况明显不同。

 

  二

  杜维明:我觉得现在国学热存在对儒学很重视的现象,但不要忘了道家以及所有先秦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学术真正的显学是佛教。佛教的研究很扎实,包括从文本的分析到语言的研究一直到佛教和现代化的关系。国学研究牵涉到,到底国学这个提法和中国文化研究的特色在什么地方可以结合,又在什么地方有所不同。

   陈来:西方文化进入以前,中国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学术文化传统,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体系。在西方文化大举袭来的情况下,近代中国产生了“国学”的观念,它用来应对西方文化进入后的文化格局,作为一个与西学、现代学科相区别的一个分类,来指称中国传统的学术。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其范围就广得多了,既包括学术的形态,也包括非学术的形态。

  杜维明:我提一句。一方面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另外我讲,还不只是这样,它有它自己的核心价值。其实国学是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一个特色,比如像经学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乃至美学、文学批评、画论、文论、诗论,还有中国的史学,波澜壮阔。各种研究都跟国学的特色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要想了解国学发展过程,我们不要过于狭隘。另外我还想到,读经,对于塑造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经典,我们要尊重它、理解它。西方的学者对莎士比亚,对圣经,对古希腊的哲学尊重理解,把这当作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条件,这有什么可争议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学就是具有本国特色的学问。事实上,各国都有它的国学。美国的国学应是美国研究,德国有独特的哲学,英国有深受爱尔兰影响的文学。比如爱尔兰人说英国给我们的是语言,但是我们给英国的是文学。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国学的观念有相当深刻的现代意义。

  陈来:刚才您举了很好的例子。国学不仅是在现代西学冲击下对固有的知识体系的一个简称,同时也是因为这个固有的知识体系里面它有一些内在的脉络,一些固有的体系结构,而对此并不是可以用西方的文史哲的划分来简单对应的。它有它固有的意义。我想补充的是,国学作为传统学术,是一分为二的。五四以来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从消极的方面,去找他的毛病,想用这个办法去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但是现在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今天对待传统文化,是要从积极的方面入手,冯友兰先生就讲过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提国学这个概念,一方面要把它变成一个象征符号;更重要的是要从里面发扬它积极的成分来结合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中来,以发展我们今天的人文智慧,来解决我们今天面对的社会文化课题。所以不是一说国学就代表着对传统文化的盲目肯定,这是一个容易发生误解的地方。其次,五四以来我们对于国学有过很多的批判,对于其中那些今天看来比较偏激的成分,我们要逐步地把它加以修正,加以反思;但是另一方面今天也有一些狭隘的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提法出现,这一类提法我想我们也要有所当心。

  杜维明:我也有同样的顾虑。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各种不同核心价值之间的对话;还有就是轴心文明的对话。把儒家当做一枝独秀是站不住的。首先,我根本不相信儒家在中国有过一枝独秀的历史。了不起就是汉代的独尊儒术,但是司马迁在《史记》里就批判以儒学为控制手段的公孙弘是“曲学阿世”。在汉武帝的内心世界里面,方士、阴阳的东西有很多,不能说是信奉儒家的皇帝。即使大儒董仲舒的思想里,也有一种综合,儒、道、法、阴阳家都包括在内。从二世纪到十一世纪,中国的精神世界中,了不起的大思想家不一定都是儒家。我相信,有史以来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是玄奘,玄奘的影响最大。唐朝对玄奘极为尊重,能够组织三千多人来参加翻译的大工作。第二,我认为儒家的批判精神,必须要成为儒学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我可以肯定地说,儒家任何一个价值,任何一个人物,任何一种理念都可以积极地被批评。第三,再严格地说,儒家没有教条。所以总是要有所争议。

  三

  陈来:2001年联合国发表了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宣言,去年联合国又正式发表了文化多样性的公约。如果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国学热,来看我们今天尊重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努力,我想它的价值就不仅限于中国自己。

   杜维明:以前把现代化看做是同质化的问题,就是向着同一个方向靠拢,全球化使得西化速度更快。现在看文化全球化,文化的多样性一直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有人说会维持一百年,我想可能还不止。我希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开放的,而且具有非常深厚的自我反思能力。各个不同的国家都有代表它特色的民族文化。各个不同地方的文化都可以成为有区域价值的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如何使具有根源性的地方知识、特殊价值,成为有普世意义的知识和价值。以儒学的发展为例,从曲阜的地方知识变成齐鲁的,变成中原的,然后变成东亚的,现在也希望变成世界的。

  陈来:关于文化认同,有些人认为像中国近代受到冲击才会有这个问题,是中国特有的,但是我觉得西方也有。比如近代意大利的维柯很重视民族的独特性和文明的差异性、多样性。德国十八世纪的赫尔德,很注重民族文化的形式,甚至提出民族精神的问题,把民族精神看作表现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特色。把群体的文化认同看作个人幸福的一个条件。如果个人没有特定的语言、民族、文化记忆这样一种特定的归属,个人的自由创造就谈不上。所以关于文化认同、文化社群、文化归属,它不是排斥个人创造发展,相反它要把发展、自由创造的问题置于一个有共同文化形式的一个基础上。

  杜维明:你刚才提到的“认同”实际上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才有的提法。我把英文identity翻译成“认同”。这个概念出现后在西方用得非常广。国学是中国文化认同不可或缺的侧面。国学在国际学术界有没有影响力,要看中国文化圈从事文史哲的学人能否共同努力,既深入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学问,如经学,又能广结善缘和东亚学者、亚洲学者乃至欧美学者共同探讨人类共有共享的文化资源。从长远来看,如何鼓励青年才俊以人文学为志业,以参与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为荣,是一个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