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能否帮助中国找到一条崛起之路

发布刊物:《21世纪经济导报》
发表时间:2009-11-28

2008年仲夏,孔门三千弟子的诵读之声尚未散去,众多活字块就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拼出一个巨大的“和”字。

 

一个“和”字,仿佛在一瞬间道尽了现代中国的思想风流,社会和谐、世界和谐的大同理想,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包容精神尽在其中。世界也仿佛在一瞬间感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胸襟。

 

“‘和而不同’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和’就意味着‘不同’,‘不同’就有了‘异’,但是‘异’不等同于‘乱’,‘异’强调的是尊重他者,正是‘和’的必要条件。”

 

2009年深秋,北京大学未明湖畔的小楼里,新儒家代表人物、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前社长杜维明娓娓道来。他从儒学角度出发,向本报记者解释了,中国在国内社会、国际舞台上展现的应该是哪一种“和”的理念。

 

未明湖畔,枫叶和银杏叶散落一地,红黄二色交织出一片宁谧的空间。象牙塔外,2009年的世界喧嚣不已。金融危机之下,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发达国家深陷困境,发展中大国崛起。

 

世界事务不再由霸权国家一言而定。从伦敦、匹兹堡、新加坡到哥本哈根,从经济复苏、区域合作,到气候变化,世界需要合作,也充满纷争。

 

传统儒学能否适应新世纪的变化?儒学能否帮助中国找到一条崛起之路?杜维明充满信心。

 

1.儒学和资本主义价值观

 

《21世纪》:从借助“民主科学”“打倒孔家店”到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短短一百年间,在中国人眼里,儒学和世界主流价值体系的关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请问儒学对自身传统价值完成的哪些扬弃使得这一转变成为可能?

 

杜维明:现在儒学能够否极泰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人们需要寻找深层次的原因。

 

当然,儒学能够发展也归功于好几代人的努力。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界对儒家既有扬弃,又有继承,也有创造性转化。

 

一般的理解认为,儒家诞生于小农经济,所以它是保守的,儒家强调家族伦理,所以它是封建的,儒家推崇威权政治,所以它是专制的。这一理解是有文本依据的。在“三纲”中,“君为臣纲”,就是君权,“父为子纲”,就是父权,“夫为妻纲”,就是夫权。“三纲”既体现了专制,又体现了等级,还体现了男权。

 

“三纲”来自汉代的《白虎通疏证》,受法家的影响很大,是政治化的儒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强调,如果“臣不忠于君,子不孝于父,妇不尊于夫”,那么社会就会解体。受这一思想影响的“三纲”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威权政治。这是必须被扬弃的。

 

和“三纲”不同,来自孟子思想的“五伦”强调的是人与人交往中的互动,它是双轨的。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女有别,朋友有信。如果上位者尽不到自己的义务,居于下位的也不必尽自己的责任。而儒学的核心价值“五常”——仁义礼智信,也是人类的核心价值。不能想象,离开这些价值,现代社会还能存在下去。很多学人坚定地坚持了“五伦”、“五常”。

 

当然,他们对西方文明真正抱有一种虔诚的学习态度。他们十分认同西方价值体系中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理性、法治和个人尊严等内容。

 

就我自己来说,在政治上讲,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注重人权,注重言论自由,注重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上我是社会主义者,我注重分配,注重公平,认为社会分配应该向弱势群体倾斜;在文化上,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讲,如郭齐勇先生所说,我是个守成主义者。我认为,守成的说法比保守主义好。守成就是在守住已有的光辉灿烂文化的同时,还能够继往开来。

 

《21世纪》: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新教伦理有直接关系,现在的儒学或者新儒学是否仍然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的内核冲突?

 

杜维明:儒学和资本主义内核依然存在非常严重的冲突。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个历史的回顾,对几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做了一个现象描述。韦伯在书中做出的价值判断对我们很有启发。他引用了诸多基督教的说法,来解释基督教对财富的看法,例如“对于基督徒来讲,财富是身外物,要脱就脱了”,“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等等。

 

但是韦伯认为,经过几百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外衣成为了铁笼,财富成为了基督教最沉重的枷锁。基督教的精神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荡然无存。西方经济的蓬勃发展消灭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不颠覆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督教的精神就会被商业、或者媒体传教士彻底掩盖。

 

受儒学影响很深的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地区情况有所不同。就对待财富的态度而言,虽然基督教和儒学一样都强调勤劳致富,勤俭节约,但是团队精神、和谐共存之类的思想是儒学所特有的。因此,东西方在用儒学和基督教思想关照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同的思想转化过程。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中国没有什么发展。因此那时候,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日本特殊论。这一论调的核心就在于,日本经济的一枝独秀得益于它“脱亚入欧”,和大陆儒家文化隔断。这一论断很有影响,以至于现在还有不少中国学者认为,日本成功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于从明治维新开始,他们抛弃了江户时代抱残守缺的儒家,走向了西化。

 

现在看起来,这一论断是不大站得住脚的。从明治时代开始,儒家的“忠”“义”等基本伦理直接渗透到整个日本社会精英和平民阶层的思想深层。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的本土化和国际化配合得不错,“和魂洋才”的现代化路线获得成功。当然,日本所奉行的“忠”、“义”理念和中国儒学传统的“忠”、“义”理念是有所不同的,前者受武士道精神影响很大,逐渐发展为日本帝国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支柱。

 

美国战后日本研究的大家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在1974年就在《外交季刊》撰文批评日本特殊论。赖世和在1960年代曾任美国驻日大使,游学过北京、巴黎、京都,也是优秀的汉学家。他在1974年文章中提出的批评很有预见性。

 

赖世和认为,日本的经济奇迹有很重要的文化因素,比如勤劳节俭、注重和谐、倡导团队精神等。这些都是儒学强调的价值观。因此,赖世和认为,受同样儒学传统影响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都会随日本之后而崛起。

 

1974年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中国还深陷“文革”。赖世和很有预见性地说道,虽然现在的越南一片惨淡,但是如果越南能够站起来,那么儒家文化将帮助它获得经济成功;中国大陆如果愿意放弃,或者改变计划经济,那么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它不可能不发展。

 

《21世纪》:金融危机之后,“北京共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华盛顿共识”则受到更多的质疑,二者存在多大的交集?

 

杜维明:没有“华盛顿共识”,即使过去有过,现在也消失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是被小布什政权制造出来的,是两股政治势力并非神圣的结合。一股力量是美国基督教的极右派,另一股力量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这两股力量本来是矛盾的,但是在小布什政权那里却奇怪地结合在一起。

 

小布什本人没有什么思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是他的智囊制造出来的,他们提出了美国单边主义外交的理论基础。单边主义表征的“华盛顿共识”不是共识,这些人把美国的精神挟持了。

 

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不要说伊斯兰世界和东亚各国,就连美国最亲近的盟友,英国、法国、德国等都难于忍受。小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完全把美国孤立了。

 

随着美国被孤立,美国国内有人再度提出了外交“软实力”的概念,试图突破外交困局。但是,我认为“软实力”的提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软实力”是美国学者Joseph Nye提出来的。他这个人秉持的是真正的大美国主义。“软实力”的潜在含义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施展自己的军事、经济、政治影响力远远不够,还应该施展其他的影响力。美国不仅是罗马,它是罗马加希腊,是要输出价值观的。

 

因此在我看来,美国打伊拉克,杀伤性武器只是借口,美国也不是纯粹为了石油,这里面存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宗教斗争问题的。小布什曾经用“十字军东征”形容过伊拉克战争,舆论哗然,大家简直不能想象。小布什的观念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调十分相近。

 

“北京共识”是截然不同的。“北京共识”建设在开放、多远、自我反思等价值观之上,主张各种文明要善于学习,由此来追求国际社会和谐共存的境界。因此,“北京共识”主张对话、协作,这契合了“天下为公”等儒家基本精神。

 

“天下为公”的思想发端于北宋张载的仁者爱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被北宋程颢和明代的王阳明继承。中国现代哲学家赵汀阳则把“天下为公”解释为一种超越一般意义上国家利益的主张。

 

在这一点上,“北京共识”是很难被美国社会所接受的。在美国,国际社会的利益不可能高于美国国家利益。美国的政治从根本上讲是地方政治,总统代表国家,州长代表州。如果哪一天美国总统说,相比美国,他更相信联合国,那么这个总统马上就完蛋了。我曾经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问卡特政府的副总统蒙代尔:“美国什么时候能超越国家利益?”他沉吟了很久,最后的回答还是“国家利益对我来说足够了”。

 

当然,美国也存在重视国际合作的总统。最突出的有两位,一位是伍德·威尔逊,他在一战后提出“十四点建议”,积极追求建设国联,但是当他因为“十四点建议”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国联已经沦为英法操纵世界的工具,美国也再度陷入孤立主义。另一位总统是奥巴马,但是奥巴马能否坚持自己注重国际合作的政策还很难讲,例如,最近日本新政府刚刚表现出一点疏离美国的想法,美日关系立刻十分紧张。

 

《21世纪》: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之下,儒学或新儒学是否能够与西方文明也产生交集,更深入地打通东西文明,乃至更新彼此原固有的所谓“普世价值”?

 

杜维明:当然,契合儒家精神“北京共识”并非没有和西方对话的可能。如果奥巴马政府能发展出一个多边主义的“新华盛顿共识”,那么双方还是可以对话的。

 

在东西方文明对话中,我坚持这样的理念,即要在各自最好的理想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展开对话,自由和正义、理性和同情、法和理、权力和责任、个人尊严和社会和谐等都是可能的对话平台。

 

中国知识分子在和西方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常常容易掉入“矫枉过正”的陷阱。近百年来,中国所受的摧残在激发出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同时,也让他们产生了一种认识,即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救中国于水火,我们一定要学习西方。而在“五四”时代,传统的力量还很强大,呼吁学习西方有很大的困难。因此,胡适等知识分子就要求“全盘西化”,认为只有“矫枉过正”才能恰到好处地学习西方。

 

他们只是把“矫枉过正”当成一种策略,但是他们没有充分预见到这种策略的杀伤力。不少知识分子在这种策略的影响下,总是把儒学最糟糕的成分和西方文明中的最好理念相比较:我们是包小脚,我们是鸦片烟,我们是等级主义,我们没有个性。西方是自由、平等、人权。但是事实上,过分强调自由,平等就会出问题;过分强调理性,同情就容易失去。

 

因此在东西方文明的对话中,我强调要用各自最好的理念和价值观去关照对方。

 

2.“和平崛起”理念和国际格局嬗变

 

《21世纪》:世界的大国格局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中国近30年的稳步崛起是推动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力之一。中国知识界现在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想为中国和世界探讨一条新的国际权力格局变化之路。不少人用“王霸之道”来解释“和平崛起”与近代国际社会大国兴衰的不同。请问你怎样看待这一说法?

 

杜维明:“和平崛起”是郑必坚先生提出来的。我和他很熟,对他的思想比较了解,也基本赞同。在他提出“和平崛起”概念之后,可能考虑到“崛起”一词英文翻译“rise”隐含的刺激性,后来在大多数情况下用了“和平发展”。

 

在国家崛起的路径选择中,必然会涉及到所谓的“王霸问题”。

 

霸道,是“假仁义而行”,它并不相信“仁义”,但是它要利用“仁义”作为一个幌子。但是,达成霸道的一个基本条件还是要超越单纯的国家利益。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果不能超越齐国自己的利益,他是成就不了霸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现在没有达到真正的霸权水平。

 

基本上讲,霸道是一个量的观念:行霸道的国家会追求人口多,土地广,综合国力强。王道是一个质的观念:行王道的国家追求的是政治素质,国家再小,政治素质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那就达到了王道。

 

《21世纪》:中国应该如何实践“和平崛起”理念?“和平崛起”能够为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提供有力的理念支持么?

 

杜维明:就中国而言,我希望中国有霸道的实力,体现王道的精神。也就是说,我们有强大的国力,但是不试图借助实力来展现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

 

中国要达到这一目标有几个条件。首先,中国必须超越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东亚的区域利益。其次,在实践层面,中国社会本身必须能够真正体现,它在国际上呼吁的“和谐”思想。这就需要解决2000年达沃斯论坛提出的两个问题——21世纪的宗教问题和21世纪的政治认同问题。

 

费孝通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太平”。“各美其美”就是说,各个民族不仅要尊重自己的文化,还要把文化看成一种艺术价值的展现。“美人之美”就是说,要把别人的文化也看做一种艺术价值的展现。如果不同的文化可以相互欣赏、相互交流,“美美与共”,那就能达到“天下大同”这一最高的理想。

 

因此,中国要和平发展,就应该在照顾好自己的国际事业同时,建设好自己的国内社会。这样,中国在国际上宣传自己“和平发展”,才能有公信力。

 

3.儒学和中国外交

 

《21世纪》:目前,“东亚共同体”成为了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热议的地区组织模式。但是地区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形态、法理观念千差万别,为建立这样一个亚洲版欧盟设置了很大的障碍。请问儒学有可能成为地区一体化的价值观基础么?

 

杜维明:儒学当然是东亚地区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儒学在中国经历了三期发展,从公元前六世纪到汉代,儒学从一个山东曲阜的地区文化发展为中原文化,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主流。从十一世纪开始儒学开始了第二期发展,从中国文化发展为东亚文化,朱熹学说对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八百年。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儒学开始了第三期发展,这个阶段儒学的处境悲惨。

 

不少人问我,儒学有没有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我说,我们应该先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大行其道的时候,儒家是不是就该寿终正寝了?

 

从文化心理,或者说,心灵的积习来看,东亚社会仍然受到儒学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儒、释、道、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存;在日本,儒学和神道教、佛教共荣;在韩国,虽然基督徒占到了人口的30%,但这其中有很多人同时秉承儒学的价值观。所以说,儒学是完全可能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价值观基础的。

 

但此前很长时间里,东亚共同体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发展起来。

 

首先就是历史原因。日本在侵略亚洲各国的时候,打的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因此,战后日本政界和学术界对“东亚”二字十分敏感。哈佛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当年是在日本人的资助下开办的,其研究领域覆盖的只是东亚地区。但是日本人当年捐款的时候明确提出,不能用“东亚研究中心”的称呼。因此,这次鸠山由纪夫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中国也没反对,我觉得很惊讶,但是我认为是好事情。

 

另一个是地缘政治因素。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强调的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外交哲学不仅从来没有任何向别的国家摆出低姿态的想法,而且希望在与任何国家交往时,最大化美国的国家利益。即便是在和非洲穷国的交往中,美国的代表如果不能争到最大利润,回国就会受到非议。

 

长期以来,美国是日本的保护伞,日本也甘于做美国的被保护国,以节省军费开支。现在日本想相对疏离美国,建立“东亚共同体”,就受到了美国方面很大的压力,我觉得日本不一定能支撑得住。

 

讲得再深入一点,美日的外交思维和中国的都不同。当年前苏联的赫鲁晓夫要把中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时,中国的反应十分激烈,但日本显然不是这样的。

 

在帝国时代,中国在东亚建立起了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有行使霸权的力量,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但是和美国不同,中国第一不输出,第二也不希望和体系内的国家交往过多。不输出,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对自己的文化极端自信,认为不接受中国的价值体系是别人的损失。不希望多交往,是因为来朝贡的国家会占用中国很多行政资源。

 

不过东盟(ASEAN)集团经过多年的发展,事实上已经为亚洲的区域合作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内核。东盟和中日韩之间,10+3,10+1的合作模式也发展多年。因此,我建议东亚国家应该先在这种合作上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的核心,争取主体性是首要的问题,也是很困难的任务。当然,东亚国家应该同时和美国保持和谐的关系。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长久以来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健康的,有利于地区力量的平衡。但是此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发展模式暴露了重大的缺陷,不再是一个正面的发展模式,不再能输出模范性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现在考虑亚洲力量的再平衡时,必须注意到美国因素的变化。

 

《21世纪》:中国是亚洲“活着的希腊罗马”,中国在区域一体化中鼓吹儒学,其他国家是否会就此质疑中国要借儒学争夺地区一体化的主导权?

 

杜维明:不少从事儒学研究的人,总希望儒学可以一枝独秀,或者认为儒学应该在21世纪的国际文化舞台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我觉得,首先这没有可能性,其次,根本没必要,第三,根本不应该这样。

 

儒家在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真正唯我独尊过。汉代所谓的“独尊儒术”,是指国家的资源用来培养研究儒家经典的博士,而不是培养道家、阴阳家的博士。这是政治化的儒学,在文化领域内,儒学从来是和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以及后来的佛教、基督教,共存、对话、辩论的。现在儒学要进一步发展,西方因素不可能不进来,而正是因为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么多宗教和学派才能在中国和谐共存。

 

中国不应该,也不会借助儒学去争夺区域一体化的主导权。如果中国这么做了,那儒家就会遭遇纯粹政治化的悲惨命运,纯粹政治化是一种真正的边缘化。

 

纯粹政治化的儒家比法家更加可怕。简单的说,法家只是注重行为,但儒家注重的是心灵。

 

一旦政治化,儒学要求的“修身养性”就不再是一种自愿的修行,而是对个人行为、信仰、下意识甚至梦境的控制。这十分可怕,在“文革”中,出现过类似的情景,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此外,我坚信将来世界一定是多元化的。以前人们总说美国一枝独秀。但很快,美国、欧洲、东亚三足鼎立了。现在,印度、俄罗斯、拉丁美洲都发展起来了。未来伊斯兰世界也绝对会崛起。我认为将来非洲也很值得注意。

 

《21世纪》:中国政府在国内提倡建设“和谐社会”,不少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把“和谐社会”理念应用于国际社会的想法。请问美国知识界如何看待“和谐理念”?是一种“不主动挑战美国”、维护现有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承诺么?

 

杜维明:“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的观念,涉及“和”、“同”、“异”三个概念间的辩证关系。“和而不同”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和”就意味着“不同”;“不同”就是“异”,但是“异”不等同于“乱”,“异”强调的是尊重他者,正是“和”的必要条件。

 

在差异问题上,儒家讲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讲仁道“己利利人,己达达人”,强调理解他人,同情他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主张“和谐社会”就要慎重处理差异的问题,如简单排斥差异,那宣传的就是同质社会,而不是“和”的社会。

 

美国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企业界精英对中国的认识各不相同。

 

第一类人从新中国建国以来就对中国充满了不信任,觉得中国“和谐社会”提法的后面隐藏着难于公开的观点和价值观。所以,中国一提“和谐”,他们就问中国国内社会如何实践“和谐”理念,国内国际是否一致。

 

第二类人观察到,“和谐”理念与以前的斗争哲学、革命思想、群众路线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美国学术界十分欢迎中国在基本价值取向上的转向。但是他们会追问,这是一个策略性的政治转向,还是一个本质上的文化转向。

 

郑必坚提出“和平崛起”,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策略考虑。他确实相信非物质力量,不相信的话,他这么提出来也没有意义。但既然相信非物质的力量,就应该把它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