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杜维明:企业家的责任伦理

发布刊物:21 世纪经济报道/2011 年/2 月/28 日/第 032 版 创·投
发表时间:2011-02-28

   儒学与企业家

   “儒商”用现代话来翻译,其实就是在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有社会良知、愿意为社会服务

   《21世纪》:你在长江商学院任职人文委员会主席,有很多机会接触企业家,这个群体是怎么看待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

   杜维明:朱熹曾经讲过一段话:去参观一个房子,可以在外面转一圈,也可以进到里面仔细看看。对于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企业家的态度也分为两种,一些是绕着房子走几圈,有的则是真正走进去,深入了解是怎么回事。

   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家对传统文化感兴趣,认为汲取传统的心灵资源,不仅可以将企业的成功推向新高度,而且能回答人生意义之所在等问题。而传统经典的文本,在当代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1世纪》:在商学院进行人文领域教育,你主要讲些什么?在您陈述观点的时候,是否会遭遇企业家学员的质疑?

   杜维明:我基本采用讲座形式,有几个重要议题,包括如何在不同文明之间建立对话,对西方一些重要思想的阐释和批判,“文化中国”的探讨,还有“儒家文化圈”内的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各有什么特色。当然,不会“一言堂”,也指导学员读一些经典著作,鼓励他们发问。

   第一届学员,有很多比较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包括海南航空的陈峰、蒙牛的牛根生等。开始时,学员质疑很多,有些人根本就是反感的,认为儒家的东西过时了,与企业经营也没关系;也有人先入为主地认为,当代信奉的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和个人尊严,这些普世价值在儒家思想中并不凸显,甚至儒家思想会是一种阻碍。但他们愿意和我辩论,类似例子现在也很多。

   《21世纪》:“儒家文化圈”里的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的企业家如何看待儒学的?

   杜维明:目前,且不论是否值得推崇,儒家传统保留得最好的在韩国,在韩剧中都有体现。日本的情况也很有趣,国内有所谓“三教”——大乘佛教、神道和儒家,儒家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甚至在越南,现在儒学复兴的速度都非常快。

   “儒商”用现代化话来翻译,其实就是在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有社会良知、愿意为社会服务。这种人在日本企业界太多了。比如日本三菱商事前任社长诸桥晋六。一听到“诸桥”,从事汉学研究的人就很震撼,古典汉语研究的权威性著作《大汉和辞典》就是日本诸桥辙次家族两代人用几十年时间主持编纂的。我一见诸桥晋六,就问他跟汉学研究的诸桥家族有没有关系,他回答就是他们家族的,他说自己搞企业是家族里跑出的“黑马”,其他家庭成员都做学术。日本还有一个“东洋文库”,是世界著名的中国及亚洲历史文化研究的专业图书馆,需要庞大的运营资金,资金1/3来自于三菱,1/3来自于日本文部省,1/3文库自筹,这当然和诸桥先生也有关。

   资生堂前任社长、家族事业的第三代传人福原义春,也遵奉儒学,特别突出谈“文化资本”。他曾在《朝日新闻》每隔一个月就发表一篇论述文化资本的文章,这些文章已集结成书而且有中译本。再早一点,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终生都在念《论语》,对《论语》推崇备至。他说其一生最重要的金科玉律就是“见利思义”,“利”是小利,是短期的,“义”方为大义,是长期的——所谓“义”就是要为社会服务。

   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有所专门培养日本商人的学校叫“明德堂”,“明德”就来自《大学》的“在明明德”,学校主讲儒家论理道德。我有一个日本朋友冈田武彦,每周六早上都会开讲儒学,听讲的是上百名企业家。有一次他邀请我去讲《大学》,我用中文,他们找人翻译成日文,然后听众发问,提问水平非常高,就跟他们自己的传统经典一样。

   儒学与商业

   我接触一些企业家发现,最亲的管理方式不是西方来的,而是中国的思想和策略

   《21世纪》:企业家亲近儒学,一方面固然提升个人的修为,那么,这种修为对企业经营行为是否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杜维明:当然有联系,比如说管理大师彼得·圣吉,他的很多想法从谁那里来的?南怀瑾。彼得·圣吉每次到中国,都要去看南怀瑾,南先生的精神资源来自儒、释、道,好像特别接近禅宗。彼得·圣吉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我在哈佛,彼此距离很近,很早以前,他就跟我谈《大学》、《中庸》这些儒家经典。比如《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彼得·圣吉就跟我讨论,“定、静、安、虑、德”怎么去理解?儒家思想对于发展他的学说——比如学习型组织——提供了很多养分。

   相当长时间,中国企业家认为西方可以提供解决管理难题真正的技巧和方法,西方管理大师思想最重要,所以翻译他们的著作,甚至花重金请过来教导怎么办企业。现在,我接触一些企业家发现,最新的管理方式不是西方来的,而是中国的思想和策略,于是,有人对《易经》感兴趣,有人研究《孙子兵法》的谋略。而且,有的企业家致力于改善与一般员工的关系,因为企业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因素,人的因素如果能够摆正,关系处理得比较公正,大家就能够认同。现在由于激烈的竞争,中国一些行业甚至演化到“人吃人”地步,这不是“双赢”的良好状态,从长远来看,对话与沟通才是常态。

   《21世纪》:过去,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经常为人诟病,认为限制了人力要素自由流动,束缚了企业自身。可是,慢慢地,很多中国企业家也在思考,雇主和雇员纯粹基于交易的形式也不是太合适,因为如此一来,缺少必要的忠诚和团体凝聚力。

   杜维明:雇主和雇员,在西方多半企业是靠契约确立彼此关系的,双方到了一定时间即一拍两散。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能很大,带动了充分的竞争性,维持终身雇佣制也确实受到很大限制。不过,维持企业的一些核心人员适当的忠诚度,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其实,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受益的范围很少,核心人数不会太多,多半的人还是会随经济周期做相应调整。不过,假如每个人都是基于契约关系,团队精神也很难发展,美国IBM或者谷歌这样的企业就注意到这样的问题。

   谷歌就很特别,在雇员政策上,采取近似“社会主义”的做法。谷歌总部办公区有非常大的场地,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餐馆,提供多种服务,这些对于谷歌员工全部免费,在里面就感觉在家。员工工作时间、地点也有很大的弹性,可以拿回家做——前提是能见到成效。所以,谷歌不是用契约绑定你,加入之后你会觉得自豪,人员之间的合作程度和对公司信任度很高,同样可以提升效率。

   儒学在东亚

   全球化过程中“儒家”内部同样具有多元性,中国显现出的特点便是开放、善于对话

   《21世纪》:文化传统也会作用到全球化的进程,同在东亚文化圈,中国企业很关注之前日本、韩国企业全球化的道路怎么走。以日企为例,一般人感觉日企的文化并不开放,比如,除了索尼、日产少数公司,一般日企的核心管理团队中很少见到非日籍人士,日本又是一个受儒学传统影响非常深的国家,那么,由于文化因素,中国企业是否同样会有类似的表现,让外籍人士敬而生畏?

   杜维明:确实,全球化过程中的表现,地域文化的作用力相当大。不过,所谓“儒家传统”,就和基督教或者其他大的宗教一样,内部同样具有多元性,不是完全单一的。

   中国的儒家当然代表着一种重要的模式,可是中国儒家和韩国、日本甚至是越南的儒家又有很大不同。比如,中国儒家重“孝”,家族观念格外深重,日本则完全不同,更注重“忠”;中国儒家文化侧重“文”,日本儒家文化在“文”以外还有“武士道”。

   另外,日本有“养子制度”,中国就没有。在日本,自己家里有几个孩子,如果能力都不行,他会从其他家族领养孩子成为自己家族的继承人。比如我姓杜,领养我的那个家族姓李,我从此就姓李,跟杜家的关系就切断了,集中全部心力效忠于李家。所以,同样是家族企业,日企由于有这样的文化传统,他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择精英,而被选中的精英又是高度忠诚的;但中国很多家族企业,往往沦落到家族内部成员争财产,企业败落得一塌糊涂。

   《21世纪》:你是说日本企业传承对于血缘关系看得不是太重?

   杜维明:不看重,因为日本的“封闭”是对外封闭,但对内部就完全开放。日本的族群观念太强了,外籍人士,比如韩国人、菲律宾人在日本生活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办法被当地社会接纳。甚至,日企的外派员工,出去在国外生活三五年,回到本土后环境适应起来都有障碍,所以,很多外派人员一般出去很短时间就回国。这种封闭性是与岛国的地理因素相关的。但日本人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确是民族特色。日本经济尽管低迷20年,但日本社会普遍富有,人均收入仍是中国的十倍,贫富差距不严重,分配方面相当均衡,这有利于社会和谐。

   《21世纪》:如果相对日本而言,中国的儒家传统中,是不是封闭性就没有那么强?

   杜维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个好处就是非常开放,中国人不仅好学习,而且比较宽容,排斥性很淡,各种不同的宗教也能共存。外国人来中国,只要讲几句中文我们都欢迎。中国一直是一个善于对话的民族,讲“双赢”,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倒是现在社会越来越热衷竞争,把人与人的关系弄糟了。

   精英阶层的责任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希望普通民众能有有尊严的生活,精英阶层要自觉要求自己。

   《21世纪》:有些观察者认为,现在中国社会道德感,包括商业道德在内,正在丧失,您怎么看?儒家思想又能为道德重建提供怎样的养分?

   杜维明:儒家谈“仁义礼智信”。“仁”是同情,类似博爱和慈悲;“义”追求公正,比如对弱势群体就要有所倾斜,让他们生活好一点;“礼”要求人与人之间礼貌往来;“智”是智慧;“信”是信用。但是现在很多人的恻隐之心荡然无存;不少领域中金钱和权力勾结在一起,公正的价值不存在了;礼仪规范丢失了;智慧沦为竞争上的小聪明;诚信也出了大问题。我们固然有好的人文传统,当下确实有丢弃一干二净的危机。

   《论语·颜渊篇》有一段: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里头孔子讲了三种价值:粮食、军队和诚信。粮食维持基本生活,军队用以维持秩序,诚信让社会更为和谐。孔子说,如果一定要去掉一个,首先去掉“兵”,还要去掉的话,就去掉“食”,绝对不能丢弃的是“信”,因为没有“信”国家就无以立足,“食”和“兵”就没有用了。而我们的社会,市场经济力量太强大,慢慢演变为“市场社会”。有些地方连宗教领域也被市场化了。

   中国传统里头讲“富而知礼”,我们的社会整体并不富,“礼”更是荡然无存,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大家都很浮躁,非调解不可。

   《21世纪》:社会要变得更为包容,制度供给要提供更多的开放度,以儒者的观点来看,你认为这样做的核心要点在哪里?

   杜维明:精英阶层的责任感最重要,谁的力量越大,影响力越大,责任感应该越强。我们不能用太多责任去要求普通百姓,比如打工的民工,生活窘困到跳楼自杀者,更不用说黑窑洞打工的苦难的人们,他们只想讨生活,能活下去就是尊严。如果希望普通民众能有有尊严的生活,精英阶层要自觉要求自己。

   儒家理念中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要求的是既得利益者要有强烈的责任感。现在,部分人权力在手,完全没有责任感,有钱有势的人撞死了人也觉得没有关系,自然引起民众强烈的反感。

   在中国,政府的力量尤其庞大,政治责任感尤其要提高。我相信中国的政治领导有这样的自觉,但如何把责任伦理落实到人民的日常生活就必须有严格的法律机制和执法的承诺,这就需要从上到下贯彻到底,儒家所谓“上行下效”是基本原则。

   《21世纪》:经济学上分析利益集团,他们是高度理性的、逐利的。你所说责任感,其实是寄望于精英阶层的自我觉醒吧?

   杜维明:有可能。当然一下子就自觉自愿没有可能,关键起步很重要。现在已经有了慢慢转变的因素,比如,很多企业家就不满现在道德沦丧,他们愿意改变,媒体也在呼吁回归公平与正义。

   当然,改变目前的状况,还要有突破点,这个突破点就应该是最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来做。比如,某一位企业家宣布将其财产全部捐献出来,这不仅是一种象征行为,同时提供了转变的契机。当然,人太少了不行,累积到一定量一定会有改变。

   我们也在从教育方面做努力。现在我们就在北大倡导“经典会读”,就是几个同学聚在一起读经典,一句一句地读,然后讨论。中国接下来的三五年非常关键,要么出现转机,要么道德继续沉沦下去,直到不可逆转的危险。我不是个悲观者,但我目前确是忧心如焚。改变的初机必须从我们自己做起。

   “守仁”者

   陈晓平

   自哈佛大学荣休后(仍担任研究教授),杜维明这位儒学思想家,有了更多在内地授业传道的时间。

   北京大学邀请杜维明担任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拨出位于博雅塔和临湖轩之间的一个古典小院,即北京大学守仁国际研究中心的亨利楼一层,供他办公。“守仁的名字取得正好。”他说,虽然此“守仁”的出处非彼“守仁”,而是一位香港的企业家。他还打趣地说:“亨利”的意思是“元亨利贞”。

   采访那天,杜维明穿着深色毛衣,带条红色围脖,显得很谦和,与有些照片呈现出的那种庄重、伟岸形象相去甚远。教授的办公室并不太宽敞,采访是在隔壁一个会客室进行的,由于之前没有人,教授特地在约定时间前开了暖气,他开头第一句说的是“准时”,又亲自去沏了茶,在一个儒者看来,或许这些小节都关乎“信”与“礼”?

   稿件撰写过程中,对于那位带团队动用大笔资金、在中国华南地区做了多年调查研究的法国人类学家Joe Thoraval,笔者记不确切了,我写电子邮件咨询,教授在文稿中补充了“Thoraval”的名字,没想到临近除夕,教授的助理又特意致电过来,说教授后来又去专门查了资料,全名是“Joe Thoraval”。

   守仁中心偏居于燕园的东北一角,采访时值隆冬时节,人迹罕至,显得有点萧瑟,当时笔者曾生发出些许感慨:一个学人负笈游学,著书立作,晚年落脚于这样一个清净所在,真是有些许“回归”的味道。然而,或许杜维明对于中国社会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回归”的愿望更加强烈,他自己亦亲力亲为,呼吁民众——尤其是精英阶层,回看经典,从中华文化传统中汲取心灵资源。

   杜维明特别强调今人要去亲近经典的文本。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的首次儒家经典诵读会,杜维明特别提议在杭州蒋庄举行,那是一代鸿儒、“现代三圣”之一马一浮先生的纪念馆所在,“当时在冬天,室内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我们20多人穿着厚厚的衣服,一起念《大学》,一句一句地讨论。”杜维明回忆道。在北大,他推动青年学子诵读《大学》、《中庸》这些经典,同时,还准备组织包括企业家、政府官员、研究生在内的各界人士,推动儒家经典的“会读”——这是日本汉学界以文会友的读书法,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诵读经典并加以讨论。

   在杜维明看来,经典文本有两种读法,“一种是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强加于人,要求文本回答你的问题,文本不回答表示它有问题;另一种则是秉持开放、尊重的心态,有点‘取经’的意思,希望自己从文本中读出一点东西。这两种读法其实差别很大。”

   除了学识和修养,最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杜维明对于中国社会面临道德陷落威胁的深切忧虑——这本不在事前设定的采访框架内,当是有感而发——大量民众利己不损人,对社会尽管没太多坏处,可是应该出更多利己利人的;可怕的是,现在这个社会,损人利己的人很多很多,特别其中不少人掌握着大量资源,还有相当比例的人无知又偏向于暴力,损人又损己。“如果利己利人,甚至是损己利人的人能够多起来,哪怕占比从千分之一上升到千分之三,这个社会也能有很大的改进。”杜维明特别期待,包括企业家在内精英阶层能够形成这种自觉,毕竟“力量越大,责任也就越大”。

   言犹在耳的是,杜维明认为,中国社会道德重建的时间窗口就在“接下来的这三五年”,笔者追问他,这个时间判断怎么来的?他的回答是“首先是直觉,其次现在社会已经开始逾越道德底线,目前的状态不可能维持十年,肯定要有所变化,一旦道德警戒线被彻底突破,未来变化速度会非常快。”当然,但愿这仅仅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的担心。

   临近采访结束,笔者问杜维明教授,“是否知道《明朝那些事儿》?感觉其中呈现出来明朝的士人形象独立、生动、饱满,是否果真如此?”杜回答说,他没有看过这套畅销书,但“王阳明以后的儒家,是开放、多元的,清代儒家完全被政治压制得不能动弹。历史中间有很多外来力量,不是中国本身的传统使然。《论语》里有一句重要的话,‘古之学者为己’,‘学’是为了发展自己人格和修养,不是为父母、为政府,只有提高了自己才能服务社会,才能发展其他,在明清之际,中国大量思想家有独立的人格,那个时候气就很壮。现在权威主义和等级观念很强,我们就以为传统就是如此,这个完全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