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危机带来文化自觉

发布刊物:《南方都市报》
发表时间:2010-09-19

有没有儒家式的民主,是不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这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讲中国特色常常是一个借口,像李光耀所说的西方自由民主那套不适合亚洲,就引起非常大的批评,人们指责其为权威主义找借口,所以这条路一定要比西方民主更能为人提供自由,更能创造人权的价值和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儒家传统包括三方面,一方面是核心价值,不光是修身,还包括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转型意味着有很多滑坡,但正因为大家忧虑,文化自觉开始起来。现在中国应当有一个健康的文化认同的主线,一方面是自信心,另一方面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自我批评自我反思的能力应该很强,而且这种文化认同不应对世界造成威胁。

南都评论记者 张传文

年过七旬的杜维明回到北大,创办高等人文研究院,引来学界的关注。在未名湖的诵经阁里,他纵谈对儒学的最新理解,“我每每都有些新想法”。而从他呼吁将孔子诞辰日作为尊师日,也看出他在策略性地将自己的想法推展到实践。

同为现代儒学最重要的研究者和推广者,杜维明与余英时是两个极端,余英时1978年访问大陆后便不再来,第一次成了最后一次。但今天的杜维明却是全身心投入到了大陆,成了另一个极端。“不投入大陆,所有的儒学研究都只能是边缘,没办法”。

纯粹政治化的儒家是最大的威胁

南方都市报:您为什么呼吁将9月28日孔子诞辰日作为尊师日?

杜维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力度很大,每年哲学日(编者按:11月第3个星期四)这一天,世界各地哲学家都被邀请。莫斯科和智利分别承担过一次,今年要在德黑兰。尊师日如果建立起来,大概也有这个可能性。后来我说,不要把教师节改了,把9月28日作为尊师日就行了。我在想,在这一天,如果你的老师已经过世,那么你可以怀念他;如果他还在世,那么你可以尊重他,各种不同的形式,主要是心灵的感恩。自然世界之外,我们还有意义世界和精神的生命,这都是那些老师塑造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和佛教,都有对其大师的尊重。现在这个算是小型的学术界内部的运动,希望它慢慢能够扩大。

南方都市报: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受到巨大冲击,最近的李一事件再次凸显这个问题。您怎么评价当代中国的精神荒芜?

杜维明:今天中国的精神危机,摆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看并不一定比以前更严峻。但大家的感受为什么这么深刻呢?因为市场的力量渗透到中国每一个领域,物质主义,商业主义就表现出来,甚至诚信也出了问题,法治没有建构,这样的氛围之中,大家的感受可以理解。但是假如大家有这么深刻的感受,就带来一个契机,也就是文化自觉。

很多人怀念“文革”,那时大家诚实,为人民服务,牺牲自我,雷锋精神,但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因为那时根本没有文化自觉,顺着一条路,不相信自己,相信红太阳,亲情完全崩溃。那是真正摧残中国文化的时代,所谓的夜不闭户,人民诚实忠诚,都是虚伪的,非常危险。改革开放之后,改变很大,正面意义远远超过负面。但我们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过分强调经济主义。我们现在处于转型阶段,转型就意味着有很多滑坡。但是,正因为大家忧虑,文化自觉开始起来。现在中国应当有一个健康的文化认同的主线,也包括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华人。

文化认同一方面是自己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进行自我批评自我反思的能力应该很强,而且这种文化认同不应对西方文化造成威胁,如果是威胁性的,还未起来,扼杀的力量就会很大,也不能使得还没有发展到同样水平的国家,包括印度,感觉到我们自私自利,掌握了他们的资源,所以文化认同应该开放。但确实很难。最为关键的是知识精英,一般的人能存活就有尊严,有些知识精英是这样的,无恒产而有恒心——没有很多的资源,但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南方都市报:这种文化认同该怎么建立?

杜维明:很明显,绝对不能从上到下。“上”主要是钱和权的力量比较大,不一定有智慧,可能也没有知识。但“上”的那批知识精英做好做坏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儒家的基本精神是,越有权势的人越该对整个社会的福祉有责任感。儒家传统都是对最有权势的人进行批判。但是精英不一定就出自政治阶层,它可能出在媒体、学术、企业和各种政治运动,比如环保绿色运动,所以这种健康的文化认同的掀起需要靠横向的沟通,使得社会有社会力,这样一来,市民社会的出现是一定的。如果把和当作同,大家都倒,和一定有异,不同的才能和,把和混为同,同的形成就变成机械的整合。机械的整合与有机整合的不同,在于前者把人都当成螺丝钉,用工具的方式来控制人。

南方都市报: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儒家该如何发挥作用?

杜维明:有人认为靠基督教,因为基督教与自由人权法治有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可以接受的,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很奇怪。儒学进一步的发展几乎不可抗拒,但它进一步的利弊也不能不说。充分政治化的儒家,比法家还糟糕,法家只要行为正确就可以,儒家如果被充分政治化,对你的行为之外有很多约束,态度好不行,还得有信仰,最好是下意识的,这在毛泽东思想里面也得到了证明。儒家有强烈的权威主义倾向,又对人有非常强烈的责任要求。

南方都市报:因此,您认为未来儒家的发展有可能衍生很大的弊端。

杜维明:儒家的阴暗面太大了,从五四以来,大家看到的都是儒家的弊端,别忘了现在这种弊端还在。“五四”时期说的封建遗毒,裙带关系,走后门,马虎,不负责任,现在变本加厉。反而儒家的温良恭俭倒没有,将来如果是纯粹政治化的儒家,大家都倒霉,这是儒家未来在大陆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个要清醒。

以前的儒学复兴热一阵就过去了,现在不会了,现在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阶层。不仅是儒学,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华民族的认同,这是没有人会回避的议题。从历史的意识,从政治制度的建构,从学术传统,在家国之间的社会空间几乎都是儒家填补的。

我不愿意被塑造成儒家的宣道者

南方都市报:您认为现在中国已经开始有了文化自觉?

杜维明:而且是文化复兴,特别是儒学。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上过儒家哲学,他们说在我之前讲授这门课的是梁漱溟,那时的儒学是不被重视的。有些研究生说,我们这代人永远不会认同儒学,我们可以研究它,认同它,不会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现在可以认同的就太多了。

南方都市报:您认同吗?

杜维明:当然认同。

南方都市报:但您并不是信仰。

杜维明:这里有一个问题,我非常不愿意被塑造成一个儒家的宣道者、宣传者,为了发扬儒家的精神不懈陈词,这些我都不喜欢。信仰就意味着没有反思批判的能力,没有重新创造的能力,例如基督教传教士礼拜天传教,他只会传他信仰的东西,我不是这种信仰,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神学家却对基督教的发展进行了很多批判,德国有一个神学家叫卡瓦纳,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教皇,因为教皇是政治人物。就像代表中国文化的孔子无权无势,当时的春秋霸主是齐桓公、晋文公,可他们的影响与孔子在文化上的影响差别太大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把传统当成一种内在的价值,不是工具。

另外我把传统当成一种承诺,作为我安身立命的基础,但是很明显它是开放的,我也相信基督教和其他传统有非常多的价值,我绝对反对儒教一枝独秀这种说法。同时我也认为儒学是多元的,儒学也需要有深沉的批判和反思。为什么说我是继承五四的呢,就是因为五四新文化人物对儒学的批判,对我同样是一种重要资源。

南方都市报:您认同的是作为一个思想学派的儒学,它该有一个核心的理念。

杜维明:儒家的核心价值,现在的理解是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与西方的那些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是可以进行对话的,不仅可以对话,还可以互补。

南方都市报:但仁义理智信和自由民主人权是不是有本质性的区别?因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理念,不仅仅是简单的概念,它有一整套的逻辑体系,一直发展到制度性安排。但是仁义礼智信往往是一种道德性的感召,显得很单薄,在实现的制度安排中不是那么有效。

杜维明:有一些价值,经过两千年的锤炼,它还是价值。有一些价值从西方的启蒙运动开始,到现在成为普世价值。比如像基督教讲爱,这与自由民主人权比,你认为是很单薄的吗?或者说伊斯兰教讲正义,以及希腊哲学里的智慧。

南方都市报:可能这恰恰是儒学需要创新的地方,或者说如何与西方接轨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和西方自由民主平等走得太近的话,会不会丧失其自己的特色?

杜维明:你的话我是能够理解的。一方面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另外一方面又必须能够维持中国的特色和认同。我认为,像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是扎根在现代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而仁义礼智信是扎根在儒家文化传统,也就是东亚文明中的普世价值,它不是地方价值,也不是亚洲价值。现在的对话为什么可能,因为人类现在遇到了新的大问题,这些不是启蒙思想家能够想象的,不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能够想象的。为什么?人的存活问题,就是生态。只有我们这一代才看到地球的全貌,我们知道地球的矿物、土壤、水源、空气都会受伤害,我们完全靠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观念无法面对这些大的新问题。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作为经济人的角色大家都习以为常了,经济人是由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理性的动物知道自己的利益,在相对自由的市场之中扩大自己的利润,前提是在法律的框架之下。经济人在现代体现了很多了不起的价值,理性、权利、自由、尊严。这样一些价值面对21世纪的新问题够不够?如果够,我们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如果不够,还差了些什么?比如面对着生态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必须要开发出来?

南方都市报:我们首先考虑的还是中国的问题。亚当·斯密的基本原理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地实施,我们崇尚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实现。当然这种学说是有代价的,但是中国所推行的计划经济的代价更高。而现在中国又发展出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权贵的结合,对市场的侵蚀又是一个新的问题。这是不是说亚当·斯密的学说对我们依然会有用?

杜维明:太有用。我们现在还在西化、现代化,学习英美,事实上儒家文明的一个特色就是以学习闻名。日本是最好的例子。在儒教文化圈,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真正主张全部的力量向西方学习的都是儒者,早期的曾国藩,还有康有为,并不是保守的,最尊重的人物就是华盛顿,可以做皇帝他不做,是尧舜时期的禅让之风。我的立场是,我们向西方学习太不够了,我们能够学习到西方实用的对科学精神的理解,但是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非常皮毛,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我们对自由、人权的理解还不足,需要学的还太多。我是完全赞成你的想法。

这条路一定要比西方民主更能为人提供自由

南方都市报:您经常谈到21世纪的儒家的创新。事实上,儒家的最大的局限性不在于修身、齐家,而在于治国、平天下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在当下中国的背景下,儒学如何才能发展出有制度依托的普世价值?

杜维明:不要再讲我是新儒家,知道什么原因吗?1987年方克立有一个研究计划,18个院校40多个学者参加,研究海外儒家,因此被称为海外新儒家。当然,我的老师辈,以及老师的老师辈都属传统儒家,从五四到建国有这么一批人,而从建国到改革开放这一批研究儒学的都是海外的,国内几乎没有人。从改革开放以来,整个文化中国地区,不说融合了,交流是非常频繁的。我认为儒学有三期的发展,从曲阜到中国这是第一期,从中国到东亚是第二期,现在能不能从东亚到世界,如果你认为我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工作人员,我是赞同的。

新儒家之新有很大片面性,会引起很大误会。如果用新儒家,马上会有后新儒家。我不是新儒家,我属于新儒家之后,另外有人说是新新儒家,还有新新新儒家,没完没了。有人说我是新儒家的代表、旗手、宣传者,对我来讲这些都不是一种赞美,不仅不是赞美,而且是一种屈辱。因为我不愿做一个宣传者,我的工作不是宣传,我觉得它是有实质的价值的,是一种内在价值。所以,如果你说我是一个以儒学为基础的思想家或者哲学家,这是对我的一种承认和赞美;而如果你说我是一个新儒家的旗手,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正面的价值。

对儒学,我们首先需要去了解它,同时中间还得带着批判的认识,这样才能创新。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一直不断地发展,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有很多内在的动力,特别是头脑最好的一批人,信仰基督教,又不安于基督教的现状,甚至对教皇都进行严厉的批评。这种批判不仅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和文化的。而儒家的创新,不是我们主观的意愿,是现在时机已经到了。时机到来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儒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是全面的人文精神,它不是凡俗的人文精神。凡俗的人文精神,把地球当作是可以宰制、为人所用的客观物。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我们用力量来宰制地球。但对精神世界不闻不问,对人际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回应,对自己的修身自觉也没有。

现在有人说儒家没什么了不起,它的了不起不过就是教人修身,政治建构不行,制度发展也不行,这是对儒家的误解。儒家传统包括三方面,一方面是核心价值,不光是修身,还包括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包含一套最核心的理论。这核心理论是什么,它代表着的人文精神,和基督教、犹太教、道家、佛教、伊斯兰教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能不能对话,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研究。第二,儒家有非常深厚的学术传统,很多人注经搞儒学。再来,儒家是实践的哲学,像蒋庆讲政治儒学。不能把政治儒学和新新儒学对立起来,孟子讲仁道,仁道就是扎根在人的心性之中,如果对人的尊严、对人的身心性命之学不照顾,这样的政治哲学是值得考虑的。

我们对法很重视,但是对礼的了解非常浅薄。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很大一部分是法,就是现代英美的习惯法,在制度建构方面,它有它的资源。另外有没有儒家式的民主,是不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这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讲中国特色常常是一个借口,像李光耀所说的西方自由民主那套不适合亚洲,就引起非常大的批评,人们指责其为权威主义找借口,所以这条路一定要比西方民主更能为人提供自由,更能创造人权的价值和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南方都市报:儒家能超越西方的自由民主吗?

杜维明:不能这么说,我想不可能。面对现在碰到的问题,西方的资源有说服力,但已经不够了,还要一些价值进来。就像我刚才讲的,除了理性以外,对于同情、慈悲是否要重视。另外,除了权利以外,最重要的是责任。西方当然也重视责任,但从权利不能推出责任,从儒家所讲的精英的责任却可以发展出实质上的大量的权利。

南方都市报:儒家要能在未来获得真正影响力,可能还需要发展出对政治制度、政治文明有推动力的东西。

杜维明:毫无疑问。我觉得儒家文化的发展需要分工,大家配合才能形成潮流。不能所有的人都走到一条路上,都去搞政治儒学,这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儒家怎么发展,而是儒教文化圈———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将来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儒教多种多样,比如日本的儒教不注重孝,比较注重忠;中国的儒家是文,日本则是武士道;中国的血缘关系比较重要,但日本根本不重要,它有养子制度。现在看来,儒教文化圈是西方之外唯一的现代化充分体现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您认为儒家的创新是一种全面的创新。

杜维明:当然,我们现在谈21世纪的儒家,它最强势的力量就在于它是有涵盖性和整合性的人文精神。和凡俗的启蒙来的人文精神相比,它的力度更大,涵盖面更全。因为它是对于个人修身的问题,人和社会的问题,人类和自然问题,人性和天道的问题。西方社会考虑的主要问题,一个是自由和平等,一个是效率和社会整合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大概所有伟大的宗教,都要面对生态环保的挑战,从而经过一个彻底的转化。

现在到了真正核心价值稳定对话的时候

南方都市报:中国思想界,新左派和自由派,都希望从儒家中寻找资源。对这两种结合的努力怎么看?

杜维明:也都有对儒家有强烈的排拒。我的希望是这三个潮流之间出现互动的可能。丹尼尔·贝尔说,在政治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注重人的尊严和自由;在经济上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我注重分配和平等;但在文化上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强烈认同犹太传统。现在我希望自由主义增强创造财富、建立法治的力度。社会主义注重分配,向无依无靠的人倾斜。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本来是可以进行对话的,但是这种对话却没有发生。80年代的北京,各种思潮的冲突很大,但是大家会坐下来一起讨论和辩论,那个时候风气比较好,现在不行。

南方都市报:比较合理的理念是两方面,一方面尽量约束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同时让它承当它的责任,但是目前的情况确实,左派往往是在主张政府的权力还不够,要增加一部分权力,而自由派则是尽量让政府减少它的责任。

杜维明:这是个大问题。社会主义希望政府的效率提高,政府的责任就越大,强势政府就意味着更大的责任。自由主义倾向,权力产生腐化,绝对权力绝对产生腐化。新左派在提出政府的权力增加的同时,更要接受自由主义主张的政府的责任感要更强。自由主义主张经济放任,但是任何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干预。哈耶克的观念已经过时了,他认为社会福利会对经济发展有毛病,认为社会主义是理性的傲慢。

说到哈耶克这个人,我与他很熟悉。1962年,哈耶克在台湾要看蒋介石,蒋介石的秘书钱复带他与蒋介石谈了近一个小时,出来之后哈耶克满面红光,告诉我说他看到了伟人,他的夫人也说,你看他(蒋介石)的眼神就知道他是仁慈的。殷海光对他那么敬佩,他都不见。哈耶克其实是一个不把民主放在眼里的自由主义者。

南方都市报:儒家发展与政治建构的矛盾仍令人担忧。

杜维明:这也是我的忧虑。清华大学建立世界上最大的研究中心,研究礼治与法治,试图通过礼治转化西方的法治,或者配合法治。

南方都市报:这非常难,因为西方的法治发展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

杜维明:这点我不赞成。现在批评西方个人主义的迈克尔·桑德尔强调正义,他被人认为是社群主义。托克维尔说,怎么样将美国狭隘孤立的个人主义进行转化,这是将来人类必须走的一条路。

南方都市报:社群主义发展出法治还是有可能的,但这种社群的基础仍然是自由。

杜维明:那毫无疑问。马克思讲个人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基础,自由理念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但自由不是放任的,不是不负责任的,还有正义的问题,理性之外还有同情。现在到了真正核心价值稳定对话的时候。中美官方对话了很多,但其实都不是对话,是博弈和抗衡,要么是人民币升值,要么是军事利益较量。我们需要有对话,但是这种对话非常难。对话的前提是对你的对话人容忍,承认对方的价值,互相参照和学习。通过这个对话宣言你的道把别人变成儒家,以及让对方改变对自己的一些误解都不是这个对话的目的,对话首先培养听德,听别人的声音。第二,通过听人家的声音,视野会拓展,然后你自我反省的能力增加了。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经验体知,为什么我是一个基督教神学的受惠者,因为在美国跟那些重要的基督教神学家接触很多,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我并没有变成基督徒,而是对儒家一些深沉的精神价值理解得反而多了。

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积累那么薄弱,是有很多原因的,至少是五四以来,我们没有记忆,我们变得健忘了。中华民族有2000多年的历史,现代史强迫我们不要去记忆。再来就是政治的力量,造成对历史不同程度的曲解。台湾的中国现代史和大陆的看起来完全不同,大陆自由主义写的现代史和新左派写的差别也很大,而且那种敏感简直是不能想象的。特别是历史,这是我们的一个资源,不要忘了,我们是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环境里长大的。你想想,五四以来对我们国民心态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是谁?

南方都市报:应该是鲁迅。

杜维明:对,他是最黑暗的心态,对中国一点不能饶恕,对传统文化任何东西都不能接受。比如他对中医痛恨到了什么程度。当时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听到大文豪鲁迅在上海受了点委屈,以最高的礼遇请他过去,鲁迅去了之后觉得林文庆尊孔,就非常讨厌他,在周会演讲上痛骂儒家,让学生不要读线装书,而是要走向社会,林文庆以英国绅士的态度,赞成他的向社会学习的观点,但对鲁迅批评儒家一句话没讲。鲁迅后来写东西,就挖苦林文庆说这人荒谬至极,骂他他还不知道,他还赞美我。现在想想看这是什么玩意儿?现在到绍兴,全是鲁迅的天下,王阳明的墓就在附近,杂草丛生,中国人对中国文化里最了不起的大思想家,根本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