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6日杜维明院长在燕京大学95周年纪念仪式上的讲话

编辑:wanzhen
发表时间:2014-04-26

尊敬的诸位燕京校友、各位领导、学者同仁们:

今天,我深感荣幸,能够受邀参加燕京大学创校95周年的纪念活动,并承蒙诸位校友前辈的信任,我和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同仁前来致贺,表达我们对于燕京大学、燕大校友以及你们所代表的现代中国博雅教育传统的敬意。

我个人跟燕大的缘分,可以从家世说起。1940年,我出生在战火中的昆明。四年以后,我的姑母杜寿芬女士进入迁往抗战大后方成都的燕京大学就读,1948年在北平的燕大校园毕业,后来成为中国营养学的专家。从这个意义上,我从幼年时代起,就已经是老燕京的亲戚了。而我的父亲,则曾就读于当时中国另一所教会学府金陵大学。

更巧的是,1949年我随家人迁往台湾,在台湾度过了少年、青年和大学时代,并于1962年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负笈美国,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伯克利、哈佛等学校。1996年,我有幸就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第一次和“燕京”的精神血脉取得了直接联系。随后,我在哈佛燕京学社连续服务了十二年,直到2008年来到北大,主持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工作。

那么,就让我以自己熟悉的哈佛燕京学社为例,来说明燕京大学在近代中西学术文明交流历程中的重要意义。在燕园未名湖中心的湖心岛上有一座鲁斯亭(Luce Pavilion)。在燕大時期,这座亭子名为“思义亭”,因为它所纪念的燕大副校长Henry Winters Luce汉名应为“路思义”,兼有“见利思义”等儒家修身哲学的意味。在路思义为燕大启动筹得的捐款中,有一笔与哈佛大学分享的、来自美国铝业大王霍尔的巨款,促成了使两校同时受益的哈佛燕京学社的诞生。

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于1928年,为學術界培养了众多人文學和注重人文精神的社會科學的精英,更作为汉学重镇,接纳了许多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开启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欧美中国学研究的新篇章。比如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习克曼(Laurence Sickman)、研究中国文学的海陶炜(James Hightower),以及我个人特别熟悉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者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教授等,都曾在他们学问生涯的早年,来到当时主体还建构在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进修。

燕京学社创办的哈佛汉和图书馆是海外有关东亚研究的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也为哈佛大学建立了东亚研究;和燕京大学合作发展中国文化的学术工作,特别突出的代表是另一位兼有中西教育背景的史学大家洪业(洪煨莲William Hung)。由他在哈佛燕京学社创立的“引得编纂处”,最早引进西方的史学数据化潮流,编纂各种中国古典经史子集的“引得”(Index)。可以說,二十世纪下半叶海内外从事中国古典研究的学者,几乎沒有一个不受益于这套“引得计划”。洪业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有很强的西学背景。但与此同时,洪业先生又是富于士大夫气节的儒家。我曾有幸在洪先生的晚年,与他在哈佛校园有所接触,切身感受到洪先生的这种历经磨难所涵养出的儒家士大夫气节,他是一位地道的具有儒家情怀的基督徒。

其实,燕京大学在1920年代由当时美国的建筑大师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按照“适应架构”(Adaptive Architecture)原则建设起来的中西合璧的校园,具有创意地诠释了燕京大学的跨文化精神。通过宗教、文理、新闻、医学预科等各大院系的整备,以及哈佛燕京学社等学术机构的设置,燕京大学在短短33年时间内迅速成长为曾与北大、清华、中央大学并称的中国第一流院校,并具有相当的国际声誉。包括在座诸位在内的燕京校友,更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学术、外交、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4年,适逢燕京大学九十五周年校庆。在我看来,追溯、研究、恢弘这段消逝了六十二年的学术华章,实在是今日海内外学术教育界义不容辞、而且刻不容缓的责任,也有合于当下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教育界谋求改革的迫切需求。现在的北京大学既有中国传统,五四运动反传统的传统,有革命的传统,也有燕京大学学物质和非物质的传统,这些精神不是地质学的积淀,而是各种化学性的融合。每当我走在未名湖畔,都感到包括燕京大学的学术精英在内的大师大德的相伴。比如燕京大学的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创建并奠定了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也在北京大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还有赵紫宸先生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也大有发展的前景。在我服务燕京学社的十二年中,也做了几件事。一是资助并促成了《燕京学报》的恢复。特别要感谢已故的徐苹芳教授。二是在哈佛燕京坚持或恢复了很多老燕京的理念。在我服务燕京学社其间,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每年邀请几十位中国大陆青年学者到哈佛燕京学社访学,这些人现在大部分都成为中国大陆各个主要大学的中流砥柱。在这些人文学和注重人文精神的社会科学的学者身上,都或多或少地体知到、并体现了燕京大学的博雅教育精神。他們不但丰富了哈佛大学的東亞研究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研究,他们本人也充实了学识,开阔了自己的国际视野。不过,有一件事情很遗憾,我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校长的骨灰并没有按照他的遗愿安放于燕园,我希望将来在临湖轩会有纪念他的标志。

非常幸运的是,就在今天下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得到燕大校友会的全力支持,将召开主题为“燕京大学与现代中国的博雅教育传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陆胤博士的努力,我们邀请了来自海内外不同代际、不同学科知识背景的燕大历史研究者聚集一堂,共话燕园遗事,探索燕大遗产的时代价值。

燕京大学“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博雅教育理念,与我在北大高研院这些年提倡的“文明对话”论域,可以说是非常契合的。自2009年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正式成立,我们就充分重视汲取、研究、反思现代中国的博雅教育传统,设立有“燕京中心”,专门从事有关燕京大学的史料整理和学术联络工作。近期,北大高研院燕京中心在石秀梅女士的悉心安排之下,又持续展开了针对燕大校友的口述史采访,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已经采录了近20位校友的口述资料。我们希望在座各位先生,能把高研院立志从事燕京口述史和燕大研究的意愿,传递给更多的燕大校友。但愿我们的绵薄之力,能够保留燕大的精神血脉,为未来一代留下记忆。

最后,祝愿各位校友健康长寿!祝愿燕京大学的博雅教育理念和学术自由精神永不磨灭!

燕大精神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