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8-30日“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推进会暨阳明后学研究高层论坛”圆满召开

编辑:wanzhen
发表时间:2015-08-28

   2015年8月28至30日,“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推进会暨阳明后学研究高层论坛”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召开。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张昭炜策划召集并主持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检查督促《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启动以来的工作进展,详细讲解《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出版的体例规范,协调如何进一步推进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编纂整理工作。

   阳明后学文献整理是阳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第三编之前,已有两次大规模的出版,一是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出版发行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共7种10册:《徐爱•钱德洪•董澐集》、《邹守益集》(上、下册)、《欧阳德集》、《王畿集》、《聂豹集》、《罗洪先集》(上、下册)、《罗汝芳集》(上、下册),总计550万字。二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4至2015年陆续出版的《薛侃集》、《黄绾集》、《刘元卿集》(上、下册)、《胡直集》(上、下册)4种6册,以及将要推出的《张元忭集》、《王时槐集》、《北方王门集》三种。《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的初步规划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阳明后学文献丛书》选题确定并开始编纂时。考量其列入计划的《黄绾集》、《刘元卿集》等,课题组成员普遍感觉到,即使这一批文献能够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按期出版,阳明后学文献仍有巨大的整理与研究空间。同时,又有新的从事阳明后学研究的青年学者申请加入本课题,他们希望在完成以阳明后学(人物个案、地域学派)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将其博士论文所涉阳明学者的文献资料尽快编校出版,以便嘉惠学林。2012年11月在宁波杨简会议之余,张昭炜、钱明策划《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第四编,在杜维明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开始筹划新的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选题。

   通过前期选题征集,2013年1月,课题组成员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召开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工作的筹备启动会,由北京大学杜维明教授、张祥龙教授、张学智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童力军主任、浙江大学古籍所关长龙教授等专家亲临指导,课题主要成员讨论并通过了丛书编校体例,制定了工作细则及工作计划。总体上确定了文集的具体选题,一致决定选题人物满足以下标准:

第一,在阳明后学中具有一定影响;第二,良知学思想有深度,有特色;第三,必须是列入黄宗羲《明儒学案》的重要学者。经详细调研,多次论证,专家指导,目前选入的文集名单如下:

1.《泰州王门集》,本集将以王艮、王栋、王襞、王东堧、王东隅、王东日、王天真,以及林春等人的文献史料为主。200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简体版《王心斋全集》,既缺收王东堧、东隅、东日、天真四人文献,又缺收泰州王门弟子录,同时也没有参考明代的刻本作为互校本,导致出现的错误比较多。本次整理,将在收集海内外诸种版本的基础上,选择最佳本子,进行互校,并补入《王心斋全集》未收之文献。

2.《李材集》,李材为止修学派代表,止修学派在阳明后学中风格迥异,《明儒学案》卷三十一《止修学案》,主要介绍《中丞李见罗先生材》,故予以列入;

3.《陈九川集》,陈九川在阳明弟子中受学时间较长,与阳明对话非常有深度,良知学思想有一定特色,《明儒学案》卷十九《江右王门学案四》,其中有《郎中陈明水先生九川》,故予以列入;

4.《邹元标集》,邹元标为阳明三传弟子,在吉安地区几乎家喻户晓,良知学极具特色,《明儒学案》卷二十三《江右王门学案八》,其中有《忠介邹南皋先生元标》,故予以列入;

5.《邹德涵、邹德溥、邹德泳集》,邹德涵、邹德溥、邹德泳为邹守益之孙,上承邹守益,下开王夫之,《明儒学案》卷十六《江右王门学案一》,介绍邹守益时附录邹德涵、邹德溥、邹德泳,故予以列入;

6.《周汝登集》,为王门二溪(王畿与罗汝芳)的弟子,为泰州学派、浙中王门后学的重要代表,《明儒学案》卷三十六《泰州学案五》,其中有《尚宝周海门先生汝登》,故予以列入;

7.《陶望龄、陶奭龄集》,为周汝登重要学友、学术传人,并与刘宗周关系密切,受其尊崇,《明儒学案》卷三十六《泰州学案五》,其中有《文简陶石篑先生望龄》,故予以列入;

8.《耿定向集》,耿定向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加之与张居正、李贽等特殊关系,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泰州学案四》,首列《恭简耿天台先生定向》,故予以列入;

9.《唐枢集》,唐枢摇摆于甘泉与阳明门下,下开许孚远、刘宗周、冯从吾,《明儒学案》卷四十《甘泉学案三》,首列《主政唐一庵先生枢》,故予以列入;

10.《季本集》,季本为阳明在浙中的重要弟子,《明儒学案》卷十三《浙中王门学案二》,首列《知府季彭山先生本》,故予以列入;

11.《杨起元集》,杨起元为罗汝芳的重要弟子,《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三》于罗汝芳后列《侍郎杨复所先生起元》,故予以列入。

   吸取以前阳明后学文集整理的经验,具体文集编校者的遴选标准如下:

   第一,所选子课题之承担者,皆为对该人物有专门研究,且大都是以该人物为选题作博士论文者。故此可以说,课题承担者对所选人物文献资料的掌握都是目前学术界最为全面的,都具有前期的资料积累和扎实的学术功底。

   第二,课题承担者皆为取得博士学位后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学者,手上所承担的课题还不多,可以很快进入角色,全力以赴地投入此课题。

   第三,课题承担者皆为名牌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具有扎实的古文献基础和专业训练,并且出版或发表过有关阳明后学方面的前期研究成果。

   第四,课题成员最好参与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如《刘元卿集》、《胡直集》、《薛侃集》等。

   第五,课题成员手头上最好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科研项目中与阳明学相关的课题,并有已出版的、具有较高声誉的阳明学研究专著成果作为支撑。

   2014年12月,《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四编课题项目得到了浙江省社科院专项课题经费的支持,钱明负责的《泰州王门集》、陈椰负责的《杨起元集》转入第四编;除此之外,第四编还包括张宏敏负责的《王宗沐集》、李旭负责的《杨东明集》、陈畅负责的《管志道集》。目前,《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第四编两编同时进行,钱明研究员全部负责第四编的编纂;张昭炜主要负责第三编。两个团队相互合作,共同推进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按体例、按计划编校整理,目前输录工作多已过半,大多数整理的文集已初步完成。由于在实际整理过程中,整理者遇到了一些体例方面的新问题,亟待统一。有鉴于此,特地召开本次推进会,检查编校说明的编纂情况,指出各自存在的问题,统一编校说明的体例要求,进一步明确工作细则,解决整理方面的问题,同时明确样稿要求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在本次会议前,共收到五百多万字的初步整理文稿。本次会议主要是各整理者就第三编各子项目的“编校说明”汇报与点评,以及研究心得交流。

   2015年8月29日,在大会开幕式上,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致欢迎词。杜先生代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欢迎大家参会,他着重强调了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及相关学术研究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学术事业,需要我们对“阳明学”这一课题投入极大的关注与兴趣。杜先生也注意到目前国内不少省份的地方政府以及高校社科机构对阳明后学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竞争的局面,但是我们需要一种“大气魄”、“大格局”,在一种“学术健康”的情况下,开展相互合作。希望阳明学研究者利用好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嵩阳书院的学术平台,在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领域,进行学术合作与深层次对话、交流。

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钱明研究员作为特邀嘉宾,发表了四点感想:第一,“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一选题,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已经入围 “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招标选题研究方向”。这对于我们与会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们大家要互相合作,精诚团结,把“阳明后学文献整理”这项工作做好。第二,文献学基础扎实能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在阳明后学文献搜集过程中,要十分注意“家谱”、“族谱”、“地方志”文献中所涉佚文。第三,目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薛侃集》、《刘元卿集》、《黄绾集》、《胡直集》(《张元忭集》、《王时槐集》年内即出),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工作经验。我们作为编校者,要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责任编辑进行充分的沟通,《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是一项传世工程,需要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支持。第四,能召开这次会议,实属不易,对于张昭炜在这次会议筹备工作中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会议研讨具体内容如下:      

   钱明研究员主要就《张元忭集》的编校工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介绍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四编中《泰州王门集》的总体情况。南昌大学哲学系杨柱才教授汇报了《陈九川集》的文献著作馆藏情况及整理进度,该集内容主要是在重新复印江西省图书馆藏清抄本《明水陈先生文集》的基础上,与杨教授的学生徐泉海一起合作,输录、点校、整理,同时收录《陈九川年谱》等内容,目前上述内容30万字,《陈九川集》已初步整理完成。

   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勇副教授就《李材集》的文献资料整理情况进行了说明,主要包括《李材集》文献搜集与整理的整体进展、点校整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李材的存世著述数量庞大,总计200万字以上,其中符合丛书收录范围的相关内容也超过100万字。目前整理进程过半,主要包括:《见罗李先生观我堂稿》二十二卷,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间爱成堂刊本,系存世孤本;已经全文录入电脑并标点,正在与《观我堂摘稿》作比勘、整合,16万字。《观我堂摘稿》十二卷,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刊本,系存世孤本;已经全文录入电脑并标点,正在与《观我堂稿》作比勘、整合,10万字。《见罗李先生福堂稿》二卷,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抄本,系存世孤本;正在录入电脑,约2万字。《见罗先生书》二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12册、《续修四库全书》第941册影印明万历刻本,两本属于同一版本,但据不同馆藏影印,缺页、漫漶可互补;已经全文录入电脑并标点,22万字。《正学堂稿》,台湾“国图”藏明万历二十九年爱成堂刊本,二十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民国元年丰城李希泌刻本,四十卷;已经全文录入电脑,正在标点、校勘,约28万字。《兵政纪略》五十卷,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明万历刻本,系存世孤本,已经全文录入电脑,正在标点,约35万字。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彭树欣副教授汇报了《邹德涵集》(附《邹善集》)的编校进度,同时对江西安福县邹氏(守益)第二、三代文献的存世情况及其思想价值进行了阐释。《邹德涵集》包括:《邹聚所先生文集》六卷、《邹聚所先生外集》一卷、《易教》一卷、《语录》三卷,共十一卷。目前上述内容初步整理成《邹德涵集》25万字,已全部完成输录、初步整理完成。《邹德溥集》包括《邹太史文集》八卷、《易会》八卷等,约40多万字。《邹德泳集》包括《湛源续集》九卷、《邹德泳杂著》十三卷等,共计约30多万字。目前,邹德溥、邹德泳的文献正在整理中。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陈时龙副研究员就《周汝登集》的整理进度以及周汝登的文献版本进行了报告。《周汝登集》的整理及研究,目前文字版已输录完成50万字以上,并作了大部分整理工作。周汝登的著作非常多,如《佛法正轮》二卷、《圣学宗传》十八卷、《东越证学录》十六卷、《四书宗旨》六卷、《海门语录》一卷、《王门宗旨》十四卷、《程门微旨》一卷、《宗传咏古》十卷、《王心斋奏疏类编别传汇选》二卷、《海门先生集》十二卷、《宋明四先生语录》八卷、《助道微机》六卷、《朱子语录》一卷、《邵杨诗微》、《嵊县志》、《诗学解》、《会语》、《东越传宗录四种》、《圣学宗系》等。

   天津市社科院哲学所李会富博士就陶望龄、陶奭龄的文献版本在海内外图书馆的馆藏情况进行了翔实的说明,并提出了在《陶望龄、陶奭龄集》编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陶望龄、陶奭龄集》收录的有《歇庵集》(主要对校三个版本:万历年间王应遴刻本、万历年间乔时敏刻本、天启年间陶履中刻本)、《功臣传草》、《解老》、《解庄》、《今是堂集》、《喃喃录》、《会稽三赋评语》、《赐曲园今是堂集》等,已整理完成80万字,估计文集的体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多。

   南京大学博士后、安徽工程大学刘聪副教授对耿定向的著作辑佚情况进行了说明。主要有《硕辅宝鉴要览》四卷、《先进遗风》两卷、《权子杂俎》一卷、《观生记》一卷、《黄安初乘》二卷等。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张宏敏博士对浙中王门学者王宗沐的著作及存世文献诸版本,向与会同仁进行了报告;同时,对浙中王门文献的整理现状与浙江学者正在进行的《万表集》、《顾应祥集》、《叶良佩集》的编校工作进行了汇报。河北石家庄学院郭亮博士代表孙占卿对《季本集》的点校工作进度作了汇报。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姚才刚教授提交了《唐枢集》进展情况的发言材料,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张明副教授提交了题为“《孙应鳌集》编校说明”的书面报告,由张昭炜代为宣读;同时,张昭炜介绍了《邹元标集》的整理工作进展情况。此外,中国社科出版社哲学宗教与社会学出版中心凌金良先生、天津社科院伦理学研究所李卓博士列席了会议并发言。钱明研究员对与会学者学术报告一一进行了点评,如点评刘聪副教授所作的辑佚工作时指出,较之于《耿天台先生文集》二十卷,辑佚工作的内容更为辛苦。上海古籍出版社五编室刘海滨主任对《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编校体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与解读,解答了与会学者在编校阳明后学文献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张昭炜在闭幕式上对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总结。其中对《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的工作团队提出了六点希望与建言:第一,以历史的眼光对待文献整理,我们今天编校的阳明后学文献产生于四、五百年前,至今仍然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资料,作为编校者,应时刻扪心自问:“四、五百年后,我们的编校文献是否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第二,我们进行文献典籍的编校整理工作理应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比如北京大学《儒藏》工程已经对一些阳明学者诗文集进行了点校,像《儒藏》精华编第262册已经收录了李材《正学堂稿》、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在编校整理《耿定向集》《李材集》时,我们理应通过合理的渠道与《儒藏》编委会及原点校者进行沟通、协调。第三,阳明后学文献大多成书于四、五百年前,部分文献在国家(包括各省市)、高校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尚无收藏,这就需要各编校者亲自到该(阳明)学者的出生地、游学地、生活地、仕宦地进行田野调查,要特别注意“族谱”、“方志”、“书院志”文献中收录的佚诗佚文,编校文集是苦活累活,我们要立志要打造学术精品,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第四,我们进行文献编校整理时,受学力、经验、水平所限,难免在句读、文字录入上出现诸如点破句、录错字等问题,但须态度认真、一丝不苟、问心无愧,多查多问,尽量避免一些不应出现的重大疏漏。第五,目前的整理者要有优胜劣汰的意识,对于进度慢、态度不端正者,要进行淘汰;要有相互协作的机制,对于确实有困难者,大家应给予支持。第六,阳明后学文献整理的团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要以身作则,力求打造学术精品,吸引更多的青年学者(阳明后学研究者)加入。

   张昭炜最后谈到,在阳明后学文献文集的整理模式之外,还有重要罕见版本、思想性强的阳明后学文献整理。阳明后学文献递嬗散亡,许多重要的著录按索不获,偶然发现新的善本,急需出版,惠及学界,实有必要重点选择“思想性强”的文献优先出版,如邓以讃、刘阳等阳明后学的文献,乃至一些被“边缘化”的郭子章、虞淳熙等阳明学者的文集。彭树欣、刘勇副教授等表示愿意积极支持这项工作,刘海滨主任代表上海古籍出版社对罕见阳明后学的思想性文献结辑出版表示支持。